十年前的腊月，父亲犹如往常睡着了一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走得那么坦然和安祥。三千多个日日夜夜，生前一幕一幕，仿佛长路漫漫，遥不可及。夜深人静，梦醒时分，殷切期盼和容颜笑貌，却又如此清晰，近在眼前。

从我记事起，父亲严肃认真，不苟言笑，成天都是在不断忙碌之中。除了“春插”和“双抢”农忙季节，在稻田里帮家里做农活挣工分外（那时根据工分分粮食），其他时间都在信用社和公社分配的结对帮扶的大队插队忙工作。父亲干工作是全身心投入，家人十天半月看不到他身影，那是寻常的事。

潜意识里有两件小事记忆犹新。1975年9月的一天，我放学回家，一眼就看见了差不多有半年未曾见面的父亲，从怀化三线建设工地上（湘黔和枝柳铁路）回来了。弟弟和蹦跳着的妹妹围在灶台旁，兴致勃勃地看着父亲在帮母亲做饭菜。父亲买了几两肉，炒了辣椒好香好香。我们家也终于开荤了，那四属户（半边户，没劳力、没工分、没粮食）的年月，是全家数得清吃得开心的一次。父亲也难得地打开了话题，边吃边和我们介绍三线会战的盛况。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老少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建设。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口号震天，大家都是肩挑手挖，没有一个偷懒的。父亲是代表公社出任连指导员，他说那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住的工棚不是用树条就是竹条夹着，床铺是打着树桩架起来的通铺。大米经常供应不上，往往只能靠顿顿吃南瓜饱肚。我们一家人好像听天书一样一愣一愣的，知道父亲为国家出力都很钦佩和自豪。从那时起，我幼小的心灵，就根植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观情怀。

几天以后的凌晨，我被母亲从睡梦中叫起，一起送父亲到阳罗洲集镇乘船去三线（记忆中这是父亲待家里时间较长的几天）。一路上母亲打着手电，我高一脚低一脚跟着，父亲担着行李步子坚定地边走边和我聊学习生活的事，勉励我发奋读书，多掌握理论知识，长大后做对社会有作为的人。上船时天还未放亮，父亲不忘叮嘱我每个月写封信给他。就这样，我像大人一样学会了写信，也为我日后的文字功底打下了基础。（三线工程一直维持到1980年才完成，父亲在建设工地上从37岁干到了40岁，载誉归来后仍回信用社当主任）

1979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沅江五中读高二上学期，已由体育委员升为体育部长（那时个子矮矮的，明显发育不良，能升为体育部长是靠胆大争来的）。课间休息时，我和几个男同学到教室后面的石台边跳跃活动，不知被身后哪位同学碰了一下，我直接从石台阶的上层跌到下一层，当时上门牙摔松了两颗，下嘴唇破裂鲜血直流。班主任赵老师和同学们把我扶到校医室进行了简单处理，并把门牙固定了一下，送我回寝室休息。赵老师查到阳罗公社总机电话，找我父亲留言。下午四点多钟，父亲骑着自行车（当时信用社就分了一辆）满头大汗、急匆匆地赶来，带我到区医院开了一些消炎药（医疗条件有限），就载着我回家。一路上嘘寒问暖，前所未有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刚强的父亲柔情的一面，也深深体会到如山的父爱，像浩瀚大海般浓郁，如辽阔天空之宽广。

父亲退休前在一次交谈中无意间透露，在他25岁那年，当上了我们所在地大队支部书记（算起来，当支部书记的第二年我才出生）。1967年之后的连续几年，因大队工作特别突出，个人素质过硬并表现优异，公社推荐县组织部和区公所多次考察，准备重点提拔他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乡政府的三把手）。政审过几次，缘于外婆家的富农阶级成分（当时要与地富反坏右划清界限），均被一票否决。父亲就此错过了发挥更多才能的舞台。说到此处，父亲眼神还略显不甘。

1972年初，年近35岁的父亲直接从大队支部书记任上调到阳罗公社出任信用社主任（当时信用社人事权由地方任命），开启了21年的农村金融工作生涯。

对于如何做好“管钱”这项崭新的工作，父亲将忠诚、踏实、责任、担当诠释得淋漓尽致。

我读初中的时期，公社一个张姓干部找到父亲，打招呼申请帮他点上一个农户贷款（大概是50元）。第二天父亲了解到这农户贷款不是用于农业生产，对打招呼的干部进行了宣传解释：党的政策是用有限的资金支持农民发展农业，帮助农民增产增收，该农户不符合条件，不能贷款。该干部反映到党委易书记那里，最后弄得相互拍桌子，书记都下不了台，贷款还是没有发放。后来公社干部送给父亲一个“龚板子”的外号，父亲的原则性由此可见一斑。

1977年，沅江县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代管信用社）组织全系统在阳罗信用社召开“自力更生组织资金，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现场会。父亲的“两眼向上，不如两眼向内，坐等贷款，不如想法自筹”的经验交流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赞赏（父亲仅读了一年私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经济逐步复苏，但信用社的自有资金仍然非常稀缺，有时连保支付都很困难，支持农业的重点放在了组织资金上。父亲带领信用社工作人员（当时4个编制）和信用站干一道，提起背包走村串户（现在提倡的背包精神就是那一代的传统），不分昼夜划块包干。几十、几百、上千……聚少成多，硬是把存款任务拉了上来。在贷款管理上，父亲紧跟政策，本着一个稳字，看准了就放，放出去就确保收得回，每年的到期贷款收回率都是100%。

从事信用社工作以来，父亲多次出席省地县表彰大会并作经验发言。1980年至1986年四次被评为“益阳地区农业银行金融红旗手”，三个年度被省农业银行授予“金融红旗手”称号（当时在信用社系统是独一档存在），1981年荣获县政府“为四化立功”勋章。当年全县在南大金融系统大会上，支行号召全行干部上下向父亲学习，父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时代标杆。

从1982年末开始，在父亲的影响和感召下，我们仨兄妹和妻子、弟媳相继以招工录用或考试招聘等等形式进入农信系统这个大家庭。子女们都解决了后顾之忧，退休前的父亲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饱尝艰辛的父亲一生勤俭节约，从不乱花一分钱，吃穿用方面能省则省，甚至还相当“抠门”。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初，子女们基本自立后，父亲才逐步有点积蓄。对于有多少存款，父亲总是藏着掖着，连母亲都被瞒得严严的。

1993年12月，父亲光荣退休了。1999年父亲从乡信用社搬迁至紧靠增积村的宝三分社定居下来。妹妹已调到这里上班，亲戚大都住在附近。父亲性格变得随和了许多，平时看看书，下下象棋，打打扑克牌，颐养天年，乐此不疲。

2007年秋天父亲体检时，发现肺部有一个病灶。到沅江人民医院复查后，配制针对性药物进行了系统治疗。2008年春季，71岁的父亲肺气肿不请自来，时常出现咳嗽和呼吸急骤等症状。劝他到大医院住院，他硬是不同意。实在难受的时候，他就近到阳罗镇医院打点消炎针。到了2009年冬，父亲去医院的次数明显增加，越来越依赖药物维持。后来，我们兄妹强行送他到上级医院诊治，沅江、益阳、长沙等地医院都留下了足迹，但效果并不理想。2010年之后的两年时间里，父亲从长沙、益阳住院和回阳罗医院期间，出行只能靠两个儿子轮流背上背下，睡觉时也要母亲和子女们帮他不间断地翻身（母亲的照料可谓无微不至）。面对病魔和生死，父亲鲜有悲观和恐惧，总是装做淡然的样子，言行中透出开朗和坚毅。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诚实正直、吃苦耐劳、勤学善思的品德和舍我其谁的大无畏气概，深深感染了我们，使我们受益终生。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的匆匆离去，给我们留下几多遗憾和懊悔。总以为来日方长，殊不知因重视不够，治疗太晚，关怀太迟，陪伴太少，待回首，此生相晤已再无觅处，徒留悲凄凉、空惆怅。

一夜思亲泪，天明又复收。当我们意识到骨肉终有分离的时刻，珍惜生命的拥有，让亲情永远绽放，并用心加倍呵护，或许这就是对父亲远走天国十年一种最贴切的告慰和祭奠！

2022年11月6日 龚小平于湖北黄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