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琴

日前，中日合拍电影《又见奈良》上映，聚焦日本遗孤的困境人生。日本遗孤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作为“开拓团”成员涌入中国东北定居，人数一度达到20多万。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政府规定，五岁以下的孩子不准带回日本，由此留下大量日本孤儿。1972年后，遗孤们大多选择回到日本，渴望在那里开启美好生活的新篇章。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场幻梦。

“敌人的孩子”

76岁的孙玉琴常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伴随着记忆老去的，还有孙玉琴腿上的那道疤。76年前，亲生父母生下她10天后，用小刀在她腿上划了个记号，把她托付给了一户东北人家。几天后，他们便死在了松花江畔的山脚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苏联红军乘胜追击，成千上万遗留在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开启了一场大逃亡。像孙玉琴一样幸运活下来的“日本遗孤”，据《日本遗孤调查研究》统计，这个群体人数在4000人以上，其中90%以上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捡日本媳妇去。”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在哈尔滨方正县传开后，家里穷得娶不上媳妇的未婚男子开始到附近的日本难民营“捡”媳妇。其中一名19岁小伙子，没“捡”到媳妇，倒是碰到了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小伙子看孩子可怜，就抱走了。回去后，孩子又经了两户人家的手，最终被已有一个女儿的徐家收养，后被取名为徐士兰。徐家人拿着干粮去找那位日本母亲，发现人已经不见了。硝烟方散，在饱受日本侵略之痛的东北，没有人敢告诉别人，自己收养了“敌人的孩子”。

这个秘密一藏就是55年。当年那位小伙子已变成了“小老头”。有一次，已有了孩子的徐士兰偶然遇到“小老头”，对方吃惊地说：“人家都回日本了，你怎么没回去呢？”从他的口中，徐士兰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被收养的经过。

这些日本遗孤的养父母出于不同的情况，收养了他们。有人将遗孤视同己出，甚至亲生孩子都没有上学，也要供养养子女读书，孙玉琴就是家里唯一读到初中毕业的孩子。

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姓名、生日、父母，也没有任何线索，徐士兰没能回到日本定居。近几年因为身体每况愈下，她知道，希望更渺茫了。“我是谁？我来自哪？”徐士兰说，辗转一生，她就想弄明白这件事。

赴日寻亲

不过，多数日本遗孤辗转半生，最终回到日本。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1981年中日两国政府开始第一次组织寻亲活动，日本遗孤们开始掀起回国寻亲潮。遗孤们回国前，需要让养父母签字。“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位养父母没签字，他们虽然不舍得，但还是鼓励遗孤们回到日本。”哈尔滨日本遗孤养父母协会会长胡晓慧介绍，自2000年以后，回日本的遗孤越来越少，“该走的基本都走了”。

1983年，张静枝的奶奶第一次回到日本看望亲人。张静枝的奶奶在1945年已22岁，她趁着暑假来中国帮小姨带孩子，没想到在此期间日本战败，小姨逃回日本了，她却留在了中国。直到60岁时，张静枝的奶奶才第一次踏上回日本的飞机。在张静枝的印象中，奶奶在哄自己睡觉时，总是唱着日本民谣。唱着唱着，奶奶就会说，想妈妈了。

李桂敏在女儿张伟丽出生6天后，因为风寒过世。1984年，李桂敏的养母去世，张伟丽去参加葬礼，才得知母亲是一名日本遗孤。1996年，生完孩子3年后，张伟丽开始了长达25年的帮母亲找故乡和亲人的工作。只有初中学历的她，一页页地查找历史资料，从生母被抱走的地方巴彦县开始，寻找对应的“开拓团”、日本城市，去走访接触过母亲的人。多番查访，姥姥的轮廓渐渐清晰：姥姥是个长脖子，姥爷曾在日本部队里，老家应该是日本三重县。她花了两千多元，托人在日本淘到一本史料书。在这本书里，她兴奋地找到了当年在巴彦县的“开拓团”移民名单，但希望很快破灭——在关于巴彦县的这一页里，有一行括号里的小字，通过翻译得知：“因当地起火，记录被烧毁，没有记载。”今年，张伟丽已53岁，她的床头，放着这25年来搜集的所有关于母亲的资料。

难以融入日本社会

但在日本，遗孤们很快发现自己处在社会边缘，难以融入。

1994年，张静枝71岁的奶奶带着她的中国丈夫和一家老小正式回到日本定居，此时距离她离开故土已过去49年。到日本时，张静枝10岁，带着懵懂和好奇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壤。一家人被政府安排到免费的日语课堂学习日语和礼仪。但读小学后，一股巨大的陌生感向她袭来，“我们就像动物园里的熊猫一样，每节课后，窗外都有很多日本人来围观”。在敏感的叛逆期，张静枝改了日文名，在街上很少跟父母说汉语。张静枝后来结识了一些比较通情达理的日本朋友，不再那么敏感，渐渐正视并认同自己的身份，在高中时改回了中文名。但其他遗孤的后代大多没有那么幸运。据张静枝所知，很多人遭到了校园霸凌，他们很难真正融入日本的学生圈子，“甚至有人因此辍学了”。

日本厚生省数据显示，1972—1995年间，赴日定居的遗孤共2171人。回到日本的遗孤们，在中国时大多生活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到了日本，渴望能做一番事业，却发现很难找到工作，或者回到日本时已经步入老年。

回到日本生活的遗孤亲属石金楷为了做一份《日本遗孤生存状态调查报告》，和朋友们采访了约160名日本遗孤，他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二生活状况比较艰难。

日本遗孤于凤兰（猶井富美子）1989年2月回归日本，仅仅过了一年多，便因不堪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自杀，年仅46岁。她生前在沈阳市无线电厂工作，丈夫是沈阳地质局干部，有两个儿子，返日后被安排在镰古市一处偏远的地方工作、生活。

于凤兰的一个朋友在日本《日新时报》上发表悼文时提到，她生前曾在日本自编自演了歌舞《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同时称，遗孤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回到日本后在身份上缺少归属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此外，由于日本政府的保守政策，没能及时安排遗孤回日本，这些遗孤回国时年纪已大，不懂日语，找工作困难，基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常常思念中国

有人盼望回日本，而回了日本的人却思念中国。

在芝田桂子日本住所附近二三十米的小河边，樱花正盛开。如今这样安宁的生活，仿佛让她回到了儿童时代。在第一任养父母老韩家的两年里，她被细心爱护着。后来老韩媳妇去世，芝田桂子被送到了老周家，放猪、放牛，照顾弟弟妹妹。她15岁就嫁了人，后来改嫁。在去日本寻找直系亲属期间，家里的煤气罐爆炸，丈夫瘫痪在床。她本有望当时回日本，但还是照顾了丈夫10年，直到2014年才回到日本。

芝田桂子定居日本，却经常想念中国。对于像她这样的日本遗孤，没能回到日本的，总是盼望回日本，而已回日本的，却又常常思念中国的好。他们吃不惯日本菜，喜欢吃饺子、酸菜；看不惯日本电视，喜欢听京剧、二人转，甚至看抗日剧；中日两国运动员在奥运比赛中相遇，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给中国队加油，数着中国拿了多少金牌……

2019年，导演鹏飞注意到日本遗孤这个题材，去奈良待了8个月，寻找那些回到日本的遗孤们。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去遗孤刘明财家里时，他们翻山越岭，穿过一片树林，才到达刘所在的村庄。在刘明财家门口，鹏飞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奶奶，我从北京过来看您啦！”老人一听北京来的人，瞬间泪流满面，赶紧跑出来，拽着鹏飞的衣服往田里走，一边走一边说：“奥多桑（孩子他爸），奥多桑，‘中央’的人过来看我们了，还想着我们呢。”在刘明财的家里，他们依然用着从中国带过去的“大锅”（卫星电视接收器）来接收电视信号。

在另一个日本遗孤家里，鹏飞所见所闻也都是关于中国的记忆。主人给来客表演节目，开场是日本能剧的架势，夫妻俩一开嗓，唱的却是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