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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归国遗孤:直把他乡作故乡
2021-03-31 09:24:44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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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琴

日前,中日合拍电影《又见奈良》上映,聚焦日本遗孤的困境人生。日本遗孤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作为“开拓团”成员涌入中国东北定居,人数一度达到20多万。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政府规定,五岁以下的孩子不准带回日本,由此留下大量日本孤儿。1972年后,遗孤们大多选择回到日本,渴望在那里开启美好生活的新篇章。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场幻梦。

“敌人的孩子”

76岁的孙玉琴常坐在客厅沙发上发呆,伴随着记忆老去的,还有孙玉琴腿上的那道疤。76年前,亲生父母生下她10天后,用小刀在她腿上划了个记号,把她托付给了一户东北人家。几天后,他们便死在了松花江畔的山脚下。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苏联红军乘胜追击,成千上万遗留在东北地区的日本人开启了一场大逃亡。像孙玉琴一样幸运活下来的“日本遗孤”,据《日本遗孤调查研究》统计,这个群体人数在4000人以上,其中90%以上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捡日本媳妇去。”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在哈尔滨方正县传开后,家里穷得娶不上媳妇的未婚男子开始到附近的日本难民营“捡”媳妇。其中一名19岁小伙子,没“捡”到媳妇,倒是碰到了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小伙子看孩子可怜,就抱走了。回去后,孩子又经了两户人家的手,最终被已有一个女儿的徐家收养,后被取名为徐士兰。徐家人拿着干粮去找那位日本母亲,发现人已经不见了。硝烟方散,在饱受日本侵略之痛的东北,没有人敢告诉别人,自己收养了“敌人的孩子”。

这个秘密一藏就是55年。当年那位小伙子已变成了“小老头”。有一次,已有了孩子的徐士兰偶然遇到“小老头”,对方吃惊地说:“人家都回日本了,你怎么没回去呢?”从他的口中,徐士兰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被收养的经过。

这些日本遗孤的养父母出于不同的情况,收养了他们。有人将遗孤视同己出,甚至亲生孩子都没有上学,也要供养养子女读书,孙玉琴就是家里唯一读到初中毕业的孩子。

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姓名、生日、父母,也没有任何线索,徐士兰没能回到日本定居。近几年因为身体每况愈下,她知道,希望更渺茫了。“我是谁?我来自哪?”徐士兰说,辗转一生,她就想弄明白这件事。

赴日寻亲

不过,多数日本遗孤辗转半生,最终回到日本。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1981年中日两国政府开始第一次组织寻亲活动,日本遗孤们开始掀起回国寻亲潮。遗孤们回国前,需要让养父母签字。“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位养父母没签字,他们虽然不舍得,但还是鼓励遗孤们回到日本。”哈尔滨日本遗孤养父母协会会长胡晓慧介绍,自2000年以后,回日本的遗孤越来越少,“该走的基本都走了”。

1983年,张静枝的奶奶第一次回到日本看望亲人。张静枝的奶奶在1945年已22岁,她趁着暑假来中国帮小姨带孩子,没想到在此期间日本战败,小姨逃回日本了,她却留在了中国。直到60岁时,张静枝的奶奶才第一次踏上回日本的飞机。在张静枝的印象中,奶奶在哄自己睡觉时,总是唱着日本民谣。唱着唱着,奶奶就会说,想妈妈了。

李桂敏在女儿张伟丽出生6天后,因为风寒过世。1984年,李桂敏的养母去世,张伟丽去参加葬礼,才得知母亲是一名日本遗孤。1996年,生完孩子3年后,张伟丽开始了长达25年的帮母亲找故乡和亲人的工作。只有初中学历的她,一页页地查找历史资料,从生母被抱走的地方巴彦县开始,寻找对应的“开拓团”、日本城市,去走访接触过母亲的人。多番查访,姥姥的轮廓渐渐清晰:姥姥是个长脖子,姥爷曾在日本部队里,老家应该是日本三重县。她花了两千多元,托人在日本淘到一本史料书。在这本书里,她兴奋地找到了当年在巴彦县的“开拓团”移民名单,但希望很快破灭——在关于巴彦县的这一页里,有一行括号里的小字,通过翻译得知:“因当地起火,记录被烧毁,没有记载。”今年,张伟丽已53岁,她的床头,放着这25年来搜集的所有关于母亲的资料。

难以融入日本社会

但在日本,遗孤们很快发现自己处在社会边缘,难以融入。

1994年,张静枝71岁的奶奶带着她的中国丈夫和一家老小正式回到日本定居,此时距离她离开故土已过去49年。到日本时,张静枝10岁,带着懵懂和好奇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壤。一家人被政府安排到免费的日语课堂学习日语和礼仪。但读小学后,一股巨大的陌生感向她袭来,“我们就像动物园里的熊猫一样,每节课后,窗外都有很多日本人来围观”。在敏感的叛逆期,张静枝改了日文名,在街上很少跟父母说汉语。张静枝后来结识了一些比较通情达理的日本朋友,不再那么敏感,渐渐正视并认同自己的身份,在高中时改回了中文名。但其他遗孤的后代大多没有那么幸运。据张静枝所知,很多人遭到了校园霸凌,他们很难真正融入日本的学生圈子,“甚至有人因此辍学了”。

日本厚生省数据显示,1972—1995年间,赴日定居的遗孤共2171人。回到日本的遗孤们,在中国时大多生活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到了日本,渴望能做一番事业,却发现很难找到工作,或者回到日本时已经步入老年。

回到日本生活的遗孤亲属石金楷为了做一份《日本遗孤生存状态调查报告》,和朋友们采访了约160名日本遗孤,他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二生活状况比较艰难。

日本遗孤于凤兰(猶井富美子)1989年2月回归日本,仅仅过了一年多,便因不堪承受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而自杀,年仅46岁。她生前在沈阳市无线电厂工作,丈夫是沈阳地质局干部,有两个儿子,返日后被安排在镰古市一处偏远的地方工作、生活。

于凤兰的一个朋友在日本《日新时报》上发表悼文时提到,她生前曾在日本自编自演了歌舞《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同时称,遗孤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回到日本后在身份上缺少归属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此外,由于日本政府的保守政策,没能及时安排遗孤回日本,这些遗孤回国时年纪已大,不懂日语,找工作困难,基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常常思念中国

有人盼望回日本,而回了日本的人却思念中国。

在芝田桂子日本住所附近二三十米的小河边,樱花正盛开。如今这样安宁的生活,仿佛让她回到了儿童时代。在第一任养父母老韩家的两年里,她被细心爱护着。后来老韩媳妇去世,芝田桂子被送到了老周家,放猪、放牛,照顾弟弟妹妹。她15岁就嫁了人,后来改嫁。在去日本寻找直系亲属期间,家里的煤气罐爆炸,丈夫瘫痪在床。她本有望当时回日本,但还是照顾了丈夫10年,直到2014年才回到日本。

芝田桂子定居日本,却经常想念中国。对于像她这样的日本遗孤,没能回到日本的,总是盼望回日本,而已回日本的,却又常常思念中国的好。他们吃不惯日本菜,喜欢吃饺子、酸菜;看不惯日本电视,喜欢听京剧、二人转,甚至看抗日剧;中日两国运动员在奥运比赛中相遇,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给中国队加油,数着中国拿了多少金牌……

2019年,导演鹏飞注意到日本遗孤这个题材,去奈良待了8个月,寻找那些回到日本的遗孤们。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去遗孤刘明财家里时,他们翻山越岭,穿过一片树林,才到达刘所在的村庄。在刘明财家门口,鹏飞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奶奶,我从北京过来看您啦!”老人一听北京来的人,瞬间泪流满面,赶紧跑出来,拽着鹏飞的衣服往田里走,一边走一边说:“奥多桑(孩子他爸),奥多桑,‘中央’的人过来看我们了,还想着我们呢。”在刘明财的家里,他们依然用着从中国带过去的“大锅”(卫星电视接收器)来接收电视信号。

在另一个日本遗孤家里,鹏飞所见所闻也都是关于中国的记忆。主人给来客表演节目,开场是日本能剧的架势,夫妻俩一开嗓,唱的却是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快乐老人报

编辑:武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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