咦，母亲来电话了？这难道不是稀松平常的事吗，也值得写成文章？是的，值得。因为母亲今年八十有三，已是耄耋之年。我渐渐发现，她使用电话的频率和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天壤之别。

最早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话，自然无从拨打。后来，公用电话出现了，再后来是呼机、“大哥大”，但这些都与母亲无缘。直到座机普及，母亲依然与电话绝缘——接听和拨打电话，全是父亲的职责，是他分内的事。

每到周末，父亲便会在母亲的吩咐下，逐一给子女们打电话，询问是否回来吃饭。等子女们一一回复后，父亲再向母亲汇报：谁回来，谁不回来，什么原因。母亲随即根据人数拟定第二天的菜谱。父亲则主要负责酒——五个女婿加上他本人，一共六人，一天喝两箱啤酒毫无问题，三箱也是常事。一年五十二周，每周两三箱啤酒，在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样的家庭消费量相当可观。父亲邓嗲理所当然地成了啤酒批发商的VIP——一个电话打过去，啤酒便送货上门。

买菜是母亲的专利，也是她深以为傲的事。她走进菜市场，几乎所有的摊贩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尤其是肉摊、鱼摊、活禽摊，老远就喊：“祖嗲，今天的鱼好新鲜！”“祖嗲，今天的鸡是正宗土鸡，快来买！”母亲听到这些招呼，心里别提多滋润了。水果摊贩也不甘落后。那时候鸡鸭鱼肉价格不低，蔬菜却比现在便宜得多，可别以为便宜货与母亲无缘——蔬菜摊贩的热情丝毫不亚于荤腥摊主，见了母亲就像见了大主顾：“祖嗲，小菜便宜卖给您，都拿去吧，晒干菜最好了！”母亲便毫不手软，全部买下。晒鱼干、晒虾干、熏干鱼、熏腊肉；晒干豆角、晒马齿苋、晒茄子干、晒苦瓜干、晒蕹菜梗子、晒白辣椒、晒萝卜干……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晒的。她还做油萝卜、辣椒萝卜、兰花萝卜；做梅干菜，有用萝卜菜做的，有用白菜做的，晒了蒸，蒸了晒，据说是“三蒸三晒”。晾晒时，那股香味已沁人心脾，配扣肉、红烧肉，都是绝配。

子女们每周来吃饭，吃完临走时，还要大包小包地带走许多干菜，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品种。我家的干菜一年四季不断，我的同事和朋友，不知有多少人尝过母亲的手艺，个个赞不绝口。父亲的弟弟妹妹们来家里，同样大包小包地拎走母亲晒的干菜。曾有一段时间，母亲做的辣椒萝卜，还作为某家大宾馆的开胃小菜长期供应呢。母亲常自豪地说：“在我手上，所有的食物都能派上用场，一点儿不会浪费糟蹋。”那时的母亲忙碌而快乐，没空打电话，也不屑于打电话。按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划分，她那时还算“年轻老年人”（60—74岁）。

我最喜欢陪母亲逛菜市场。和她一起挑菜，夸她挑的菜漂亮，而我挑的总比不上她的，便请她教我。每挑一颗菜，我都征求她的意见：“这颗行吗？”菜市场那么大，我总问：“妈，你怎么买得又便宜又好？”每次问，她每次答，一路走下来，如数家珍：谁家的菜新鲜，谁家从不短斤少两……母亲也喜欢我陪她逛。摊贩们展示商品，母亲则向摊贩们展示我——“我长沙的女儿回来了，她是医生，你们看她多大年纪？”然后报出我的实际年龄，又说“我女儿显年轻吧”；接着，我的成长经历便娓娓道来：五岁上学，十五岁上大学……一边买菜，一边聊天，小半个上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买完菜，我抢着帮她提，抢着付钱。母亲通常不让我付，认为“三步为客”，我是客人；但我执意付，她也开心。后来有了微信支付，母亲一直不会用，我便理所当然地为她全程买单。在母亲眼里，我也算是她老人家的“得意之作”吧。

母亲是什么时候变老的？我竟毫无察觉。但她的电话却慢慢多了起来。起初只在节假日前后打来，问是否回家、什么时候回、几个人回。后来，随时都可能打——上班时间、下班时间、早上、中午、晚上，随时随地。内容也变了，更多的是汇报她和父亲的情况：最近去了哪里，谁来探望过，送了些什么礼物；什么时候去谁家打了麻将，输赢如何，谁谁打牌又不好了……家长里短，絮絮叨叨。最初我挺为她高兴——母亲终于开始用电话了。其实，她之所以用电话，是因为腿脚不便了。母亲患有严重的退行性骨关节病，医生告诫她尽量减少行走，保护关节。她听从医嘱，也不得不听从——腿疼啊。困在家里，人际交往越来越少，只能靠电话唠唠。

可现在，我又渐渐替她担心起来。最近两年，母亲的听力急剧下降，总听不清别人说什么，“啊，啊，你说什么呀！”打给我们这些儿女还好，打给其他亲人，人家会有耐心倾听吗？我一边告诉她，没事别总打别人的电话；一边又暗暗祈祷，亲人和朋友们不要嫌弃我的母亲。母亲啊，你天天打我的电话吧，我随时都愿意听。文/三桌先生

一审：武维利

二审：鲍杰

三审：贺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