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庭面临收入风险时，储蓄是家庭自我保险常见的重要手段。同时，劳动供给有可能在自我保险方面发挥着与储蓄同等重要的作用。

因为人们的收入除了一些不确定的风险，如失业、生病等，在个体的生命周期里还面临着其他确定性的风险，如退休后养老金与个体工作时的平均工资相挂钩时，个体工作期的收入风险就会传导到退休期，导致的养老金风险。个体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长寿风险(Longevity Risk)，尤其是在退休后，个体的死亡概率会明显上升。这些退休后的风险自然会影响到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与储蓄行为。

那么，退休后的这些确定性风险对中国人的储蓄和从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结合中国的现实，我们分析和检验了储蓄与劳动供给在家庭面临收入风险之外的其他风险时自我保险作用。

首先来看中国人面临的确定性风险，即上升的养老金风险与长寿风险。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政府进行了两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在1997年的改革中，养老金替代率（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从80%下降到了60%，在2005年的改革中，养老金待遇不再只和所在省份平均工资相挂钩，而且变成与所在省份平均工资与个体自身平均工资的一个集合相挂钩，个体工作期的收入风险便通过个体平均工资的形式传导到了退休之后，由此产生了养老金风险。

在此期间，中国还经历着急剧的人口结构的转变(Demographic Change)，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1990年的68.55岁上升到了2010年的74.83岁，二十年间上升了6.3岁。老龄化过程的加剧意味着长寿风险的提高。

当家庭面临这些风险时是如何反应的呢？

理论上讲，当个体预期自己可以生存更多时间，并且退休后养老金待遇可能下降时，个体就会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和增加储蓄来为养老做准备。

我们发现，数据确实是这样，养老金风险与长寿风险的上升会引起个体储蓄率与劳动供给的增加。

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居民储蓄率从1997之前的平均约15.5%上升到了2009年的28.2%，上升了大概12.7%。另一方面，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个体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总可支配时间中的比例也从1996年的0.379上涨到2010年的0.408，上升了7.7%。为了进一步控制其他因素可能对家庭储蓄和劳动供给的影响，我们还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2002与2007的数据），将2005年养老保险体系改革作为自然实验，选取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系统的个体作为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养老保险改革对家庭储蓄和劳动供给的影响。

我们发现参加养老保险的个体的劳动供给与储蓄，要小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个体，并且由于养老保险改革引起了养老金风险，改革后参加养老保险的个体增加劳动供给与储蓄，使得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个体之间的差距减小。这就证明家庭在面临养老金收入风险时确实会增加储蓄和劳动供给。

根据发现的微观证据，我们进一步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在模型中，个体面临收入风险与借贷约束，个体通过提供劳动，储蓄来平滑消费，抵御风险。

我们根据养老保险改革前的中国经济校准模型的主要参数，将养老保险改革以及老龄化的参数作为外生的政策参数引入模型中，我们通过比较模型生成的储蓄、劳动供给等内生参数在改革前后的差异来说明养老金风险与长寿风险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检验模型对中国居民储蓄率与劳动供给的解释能力时，我们比较了模型生成的居民储蓄率、劳动供给与真实数据的差异。

我们的模型显示，养老保险改革与人口老龄化可以解释55%的储蓄率的增长和64%的工作时间的增长。

结果表明，养老保险改革与人口老龄化在导致中国储蓄率与劳动供给的上升中占有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养老保险改革可以解释35%的储蓄率的上升以及38%的劳动供给的上升；人口老龄化可以解释4.3%的储蓄率的上升以及42%的劳动供给的上升。

由于我们的模型具有生命周期的特点，即可以模拟个体从进入劳动力市场到退休直至死亡的整个过程。因此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养老金风险与长寿风险对总的储蓄率以及劳动供给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分析对个体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影响。我们的模拟发现，在储蓄方面，当面临上升的长寿风险以及养老金风险时，20-45岁的年轻人会倾向于减少储蓄，在45岁之后会倾向于增加储蓄，即长寿风险与养老金风险主要影响相对较老的45岁之后的个体。特别是对于46-60岁的个体而言，个体储蓄率的上升基本由养老金风险引起，而对于大于60岁的个体，储蓄率的上升基本由长寿风险引起。

而在劳动供给方面，几乎任何年龄段的个体都会受到影响，并且在35岁之后，劳动供给主要受养老金风险的影响，而不是长寿风险的影响。

我们的工作指出，当社保制度越来越完善时，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就会减弱，就会降低中国的储蓄率，如何刺激中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社会保障的完善，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

（何晖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研究员；宁磊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朱东明系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何晖 宁磊 朱东明

编辑：黄靖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