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四维自填的“知青证明”

谭四维难以割舍知青岁月

　　上山下乡的年代，不少知青是跨省份安置到边远地区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在当时并不算“最艰苦”的中部省份，本省异地安置成为知青去向的主要途径。作为全国以县为单位接收知青最多的县，江永县也是当时湖南省接收安置知青最早的县之一。据《江永县志》记载，1963-1978年8月，江永县共接收长沙市知青4173人，衡阳市知青142人，零陵地区知青1921人，本县知青2591人。如今，仍有一百多名知青生活于此。（本报记者鲍杰）

　　无奈自己写“知青证明”下乡

　　今年76岁的谭四维是当年留守湖南江永的长沙知青之一。

　　1960年，谭四维考取长沙雅礼中学，初中毕业后，他进入湖南省机械工业学校（今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习钢铁铸造，然而入学不久就因为患肺结核休学。历经两年未愈，谭四维最终不得不遗憾退学。1965年，已经23岁的他作为“社会闲散人员”被动员上山下乡。

　　像谭四维这样的“高龄”人员，在当时的知青中并不多见；对于为何要下乡插队、去了要多久才能回等政策问题，他也所知不多。“母亲患病，弟弟、妹妹仍在读书，我虽然退学了但还可以做零工养家。连江永在哪我都不知道，我不愿意去。”谭四维回忆。然而，谭四维又不得不去。在新中国成立前，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委的一名少将专员，他8岁时，父亲就已入狱。谭四维说，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母亲劝他同意“好好改造”，否则将来弟弟妹妹毕业后也安排不了工作。

　　面对这些，谭四维颇为无奈。即便答应了母亲，谭四维对江永之行也并不放心。“没有文件，没有凭证，万一有人把我当成流窜人员怎么办？”可当他找到长沙城南街道办要求开具知青身份的证明时，一度被告知没有。谭四维当场就表示没有证明就不去江永。“退学都有证明，知青下放怎么能没有身份证明呢？最后，工作人员磨不过我，拣了一张废弃的红头纸，上面的信息全由我自己填写，盖上公章后，我就这样把自己‘流放’了。”谭四维笑道。

　　转机一场大火意外改变境遇

　　1965年8月，谭四维和其他长沙知青一起到达江永县的迴龙圩农场插队。

　　或许是因为年龄大的缘故，谭四维比很多感叹生活艰苦的知青表现得更加成熟。“人不磨不成材，生活上苦点不算什么，在这里远离了那些指责我家庭成分不好的舆论压力，反而生活得更自在。”谭四维告诉记者，他并不怕吃苦，更希望通过劳动表现获得认可，以便将来回长沙时能找份体面的工作。

　　然而，现实对谭四维是残酷的。因为通讯不便，他在1966年托回城探亲的知青打听家里人的消息才得知，母亲已经因病过世。彼时，谭四维考虑到“文革”兴起、批斗成风，担心因家庭出身问题再连累到弟弟、妹妹，只好痛苦地打消了回家探亲的念头。

　　1971年，谭四维在江永成了家。这年年底，因为家里熏肉不慎失火，一场大火不仅烧没了谭四维的房子，还波及邻里，一时间使得他陷入声讨之中。幸运的是，当时的迴龙圩农场书记张武祥及时出面阻止了事态升级，并力排众议，决定为谭四维家发放生活补助，待恢复生产后再赔偿群众损失。不过，谭四维婉拒了这份好意，“我对书记说，我自己有手有脚，犯下的错要靠自己承担、弥补”。

　　因为这件事，周围人对谭四维渐渐刮目相看，而他的担当也让张武祥看在眼里。不久，因为农场缺电工，在学校学过一点电工知识的谭四维在张武祥的推荐下，成为了一名电工。对于这个机会，谭四维丝毫不敢懈怠。由于踏实肯干、认真负责，1975年2月5日，他被调入江永县林业局下属的国营苗圃，正式获得了工人身份。

　　决定留下来建设“第二故乡”

　　就在谭四维的命运有了转机之时，国家已逐步允许知青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等名义返回城市。在谭四维的记忆中，那时候知青们为了回城，都千方百计想办法，甚至作假把身体搞出“毛病”以获得一纸病退证明的也不在少数。对此，他始终认为，“堂堂正正地来，就要正大光明地走”。

　　事实上，谭四维也并不是全然没考虑过返城一事。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他的父亲也释放出狱。谭四维特地从江永赶回长沙，此时的他，其实内心十分渴望父亲为其回城寻找办法，但父亲最终只字未提。“我理解他是爱莫能助，但这样的结果，却不是我所期待的。”

　　谭四维说，尽管自己当时对返城无望确实有些失意，但后来考虑到妹妹已经出嫁，弟弟也下乡插队，旧宅在母亲去世后已被政府收回，加上以当时的政策，就算自己回城了，也无法为老婆解决户口和工作问题，他最后不得不将返城一事搁置，决定留下来。“江永就是我的家，我要尽自己所能，为‘第二故乡’的建设出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谭四维没有让家人失望。在江永县林业局下属国营苗圃工作期间，他一度负责采购工作，算账成了家常便饭，几年下来，他萌生了做会计的想法。1981年，趁出差长沙采购果木的机会，谭四维专门去买了4本会计培训方面的书，自此开启了自学历程。1987年，他顺利通过会计师从业资格考试，成为当地第一批专业会计师之一。

　　次年，谭四维就被县木材公司调去担任财务科长。一年后，他又被调入江永县财政局。现在，谭四维每每忆及这段经历总是感慨万千，他觉得除了自己的努力，也离不开时代的变迁。“若不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在那个凡事讲究出身的年代，我这样的知青想改变自己的命运，绝无可能。”

　　收获知青经历为工作添色

　　对谭四维来说，曾经的知青经历也成了一笔人生财富。在江永县财政局，他因为工作出色，很快就被提拔为副局长，分管农业口各单位财政预算及专项拨款，同时还有全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年度资金筹集、使用和管理，对于在农场、苗圃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他而言，这个领域并不陌生。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和省里相继有重要领导人到江永考察，成为江永开发建设香柚基地的契机。为了筹措资金，谭四维最忙的时候平均每个月要往返长沙与江永四次，主要工作就是到湖南省财政厅争取资金和支持政策。他说，那时，省财政厅有关领导得知他的知青身份时，很是佩服。“对方说，当时湖南省百余个县城里，在财政局担任副局长的知青仅我一个，要全力支持。”说到这里，谭四维颇为自豪。他告诉记者，那时他每次去省厅办事都被领导亲切地称为“谭老倌”（编者注：湘方言中指年过半百之人，某些场合有表示亲近之意）。

　　早年的知青经历亦让谭四维甘于清贫，严于律己。长年在财政局工作，谭四维清楚地记得曾先后有5人找他“开后门”，均被他拒绝。“我幽默地说，请他们尊重我的个人意愿，不要让我提早透支退休红包。”而据他所知，留守在江永担任领导干部的知青里，至今无一人因贪污受贿落马。

　　纪念在县城街头留住知青记忆

　　在谭四维看来，在工作之外，自己做得最有价值的事仍和知青有关。

　　上世纪90年代，谭四维曾兼任江永县政协副主席一职，由此与知青群体有了更多接触，对知青们与江永的感情也有了更深切的体会。1994年，长沙知青举办下放江永3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期间，谭四维与郭晓鸣等知青发起倡议，回报“第二故乡”，得到积极响应。一时间，不少返城知青回到江永投资，并大力支持江永的农业、教育等事业。谭四维说，这种回报“第二故乡”的行为一直持续至今，并延伸至“知青二代”。

　　2004年，长沙知青举办下放江永40周年纪念活动，有知青提议筹资在江永修建知青纪念碑。消息传回江永，各方阻力不小。此时已退休的谭四维站了出来。“我对那些反对者说，八千余名知青用十年青春建设江永，难道（江永）还容不下一座雕塑立足的两平方？”几经奔走，谭四维等人的建议终于得到了江永县委、县政府的认可，一座知青雕像最终竖立在原江永县招待所前，这里也是当年知青抵达江永的首站。而近年来，江永除了知青雕像，还命名了知青广场、知青街，以纪念知青对江永做出的贡献。

　　谭四维说，2016年知青雕像曾因周围施工意外损坏，重塑后的知青像增高了底座，四周刻满了当年的江永知青名字和下放时的农场名称，这让谭四维、郭晓鸣等人这些年对知青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有了最好的归宿。他还告诉记者，当年返城大潮后留在江永的知青有200余人，至今仅有百余人健在，其中男性约占20%，女性约占80%。为了让这些留守知青有倾诉之处，他与另几位留守知青建了一个名为“知足长乐”的微信群，“通过线上聊天、线下组织活动的方式，大家加深了感情，排解了寂寞，准确地说，我们这也是一种抱团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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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鲍杰

编辑：周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