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池（右）与沈新民

　　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墚峁交织。据《陕西省志·劳动志》记载，自1962年到1979年，陕西全省共安置过49万多名知识青年。在这其中，大部分知青来自陕西省内城镇，来自外地省份的知青中，则以“文革”期间的北京知青尤为典型。公开资料显示，仅1969年年初，就有26601名北京知青到延安插队落户。到1976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还有918人。如今，仍生活于此的北京知青还有约两百人。（本报记者陈坤）

　　别离插队前带走家里最好东西

　　50年前，从北京驶出的知青专列，要经过30多个小时才抵达陕西铜川，知青们再换乘汽车前往延安。在1969年1月8日到2月初春节前，共有两万六千多名北京知青辗转来到延安，他们被分配到12个县的129个公社2667个生产队。

　　2018年12月13日，记者与67岁的陈汉池约在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见面。1969年2月，陈汉池和北京八里庄中学的同学一起下放到延安黄陵县插队。

　　陈汉池仍说得一口地道的北京腔，现在的他，与妻子一起住在延安市区。陈汉池家里兄弟姊妹6个，他排行老二。当年他离家去插队时，父亲卖了家里最贵重的一辆自行车，还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惟一的一件大衣（父亲的）和惟一的一件棉袄（母亲的）都给了他。

　　初来乍到，在窑洞里睡第一晚就惹上一身虱子；第一次用镢头锄地，没一会儿就浑身骨节疼，手上也起了水泡……这都让陈汉池颇感无助与迷茫。但陈汉池骨子里有着和陕北人一样的倔劲儿，渐渐地适应下来后，当地社员一次挑两担水，他也一次挑两担水，别人每天割多少麦子，他也强迫自己割多少。每天干活可以挣到2分工分，在当时约合2毛2分钱。半年下来，陈汉池一共攒了七八块钱。

　　1970年，国家逐步恢复招工、招生、招干、征兵，一些有背景、有关系的知青开始陆续返城。这让陈汉池这种找不到接收单位的知青心里既羡慕又失落。几经争取，1973年4月，陈汉池获得当地的招工资格，在黄陵县的店头煤矿成了一名挖煤工人。此后十多年，他习惯了吃黄馍馍，习惯了黄土地的风沙，并在当地结婚生子。

　　由于工作的地方交通和通讯闭塞，等陈汉池得知在1978年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潮，且允许知青以招工、考试、病退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已经是1994年的事情了。经过多方奔走，一年后他终于回了北京。然而，已在陕北生活多年的他，此时深觉家乡已经回不去了。

　　陈汉池找到年轻时住过的地方，转了一天也没找见一个朋友和熟人。每天6点钟以前起床赶公交上班，晚上8点钟以后才回家的生活，也让他无法适应。用他的话来说，“北京的节奏太快了”。一年后，陈汉池作出了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带着妻儿返回陕北。此后，陈汉池在延安彻底安定下来，后来转到永平炼油厂工作，直至退休。让他至今引以为豪的是，他曾先后在厂里参与救火12次，被单位评为“救火模范”。

　　情怀建起“知青林”留个念想

　　陈汉池并不是唯一的留守者。“当年两万多北京知青，现在还留在这儿的，不到两百人。”从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出来，陈汉池一边开着自己的小车带记者去见他的知青朋友周福生，一边这样推算。

　　留守陕北的北京知青到底有多少？较早的数据见诸新华社主管的《瞭望东方周刊》，该刊在2006年10月的一篇报道中披露，随着知青高玉珍老人的离世，“还留守延安的北京知青人数又减少了一个，变为320人”。2013年，北京《新京报》报道称，“如今还有200多位当年的知青，因各种原因留在了延安”。

　　1952年出生的周福生，便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员。而在延安留守知青的圈子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周福生，以及他发起创建的“北京知青林”。

　　周福生16岁时来到延安安塞县肖官驿插队。“那会儿延安是多么令人向往的革命圣地啊，有宝塔山、延河水……我们那批来的知青，可以说都是义无反顾的。每个人到这儿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宝塔山前拍个照，感觉荣耀极了。”在周福生看来，后来还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应该是对上山下乡历史最为释然的一个群体。

　　周福生至今记得，下乡插队的几年里，虽然吃不饱肚子，但每天一大早就出工下地，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满山跑。“那会儿思想意识极其纯真，就是一心想在农村改天换地，锻炼自己的意志。”1971年元月，周福生被招工到延长油矿当工人，后来又相继在黄陵炼油厂、延安炼油厂工作。

　　“大返城的时候，我们家也给我联系好了北京的单位。”周福生说，因为自己那时工作比较顺利，加之当时政策只解决知青个人的回城问题，他不忍心放下陕北的妻儿，最终留了下来。

　　而心底的知青情怀，一直让周福生难以忘怀。自2002年开始，尚未到退休年龄的周福生就谋划让知青群体“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后来大家伙坐在一块儿商量，觉得咱弄个知青林，弄个经济实体，不仅符合退耕还林的政策，还可以更多地帮助一些留守的困难知青。”周福生说。

　　凭着知青们凑起来的10万元，周福生作为主要发起人，开始筹划知青林的建设。该项目也得到了延安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知青们承包了位于南泥湾的281亩荒地，用于植树造林，建设纪念设施。2003年4月，“风华北京知青林”终于揭幕。

　　升华“知青部落”变学习基地

　　事实上，知青林的任务不止于种树。在周福生的带领下，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知青们后来又陆续在此开辟菜园，种玉米，养牛，自行造酒，一步一步将这里打造成了可自给自足的“知青部落”。2006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决定和知青林共同建设“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周福生又四处张罗，带领知青们修整了60多孔窑洞，完善了餐厅、教室等场地和设施，使其能够接待一百多人住宿、学习与劳动。近年来，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已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80多批，总计5000多人次。

　　渐渐地，知青林不仅是延安北京知青的一个据点，还成为其他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向往的地方。每年都会有各地的知青前来住上几天，大家一起吃饭唠嗑，下地劳作，回味当年生活。

　　每当心情激动时，他们还会一起唱《延安窑洞住上北京娃》：山丹丹开花赛朝霞/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漫天的朝霞山坡上落/北京青年在延河畔上安下家/毛主席身边长成人/出发在天安门红旗下/接过革命的接力棒/红色土地上把根扎……

　　除了知青群体，一些机构和企业管理者也来到这里，穿上红军服装，徒步30公里，体验当年红军长征长途跋涉的艰苦。谈起这些，周福生面露喜色。尽管67岁的他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手上还插着针管，他却不停和记者勾画着知青林的未来。“我们这批北京知青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再不发挥余热，恐怕时日就不多了。”他说。

　　生活过一天就要过出一天的样子

　　在延安的留守知青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精神堪称传统。今年67岁的沈新民，也是北京知青林的建设者之一。“我在知青林给大伙儿种过菜。”说起干农活，沈新民头头是道。他说他曾在地里种出过40斤的大南瓜，大伙吃不完的蔬菜，也由他蹬着三轮车，拉到集市上去卖。

　　倘若离开延安这片土地，恐怕没多少人会相信眼前这位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干的老人，曾经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人是会随着环境改变的，但是过一天，就要过出一天的样儿来。”沈新民操着一口京腔，笑着对记者说。

　　沈新民回忆，刚到川口公社插队时，知青们连农村做饭的灶都不会用。但在艰苦的环境下，沈新民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耕地、赶牛、养鸡、打坝……不管多苦，每一样都踏踏实实地去学、去干，当地社员也渐渐对他刮目相看。

　　因为这份踏实，沈新民还收获了一份爱情。1974年，沈新民在当地结识了他的妻子，并先后生下了3个儿女。1979年，政府给沈新民安排了一份市政护路队的工作。因为当时工资并不高，需要养家糊口的沈新民灵机一动，让妻子在家养起了鸡。待他进城去上班，就把鸡蛋带到城里去卖。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热潮兴起，沈新民也愈发显现出商业头脑，后来干脆从单位内退，在市区租了间门面，做起了卖铝合金门窗的生意。直到年过花甲，北京同乡周福生邀请他到知青林和大伙儿一起吃“大锅饭”，沈新民才结束了这门生意。

　　2012年，妻子突然病重，沈新民离开知青林，带着妻子再次回到了川口。为帮助妻子康复，沈新民在屋前搭起了两个双杠。他还开辟了一片菜地，挖出了两口池塘。“大点儿的那个养鹅、养鸭子，小点儿的这个养了许多锦鲤。”妻子离世后，沈新民一直独居，他在自家堂屋里开了一家小卖铺，商品不多，就图有人上门来聊聊天。

　　而沈新民也一直保持着那份喜好劳作的热情。在屋旁，他亲自用玻璃和铝合金搭建了一个阳光房，里面种满了三四十种绿植，还养了一只鸟，一派生机盎然，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冬季的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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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陈坤

编辑：周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