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花唱歌，董庆林为她伴奏。

　　编者按：1968年12月22日，随着《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此步入高潮。在这条特殊的道路上，在那些广阔的原野，留下了一代知青无数的汗水与泪水，爱与恨，奋斗和忧伤。伴随“文革”结束，大批知青潮水般返城，但仍有一些知青因各种原因留守他乡。如今数十年过去，他们的命运如何？近期，本报记者分赴云南、黑龙江、陕西等地，寻访部分留守知青，还原他们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活。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记载，自1968年至1972年，云南农垦系统先后共接收各地知识青年10.40万人。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守，其余人全部返城。地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农场，当年共接收了8538名知青。据农场工作人员介绍，至今仍有200余名当年的知青生活于当地。66岁的上海知青陈金花便是其中之一。（本报记者 鲍杰）

　　体验吃完大葱炒肉后开始过苦日子

　　12月中旬，在景洪市曼弄枫·山水溪林小区，记者见到陈金花时，她穿着白色的针织衫和红色的长筒靴，一头染过的烫发造型别致。被问及年龄，她爽朗地笑道：“我才33‘公岁’！”

　　时光倒流48年，1970年6月1日，即将从上海建光中学毕业的陈金花踏上了前往大西南的列车。11天后，她被分到景洪农场二分场。刚到农场时，炊事员连做了一周的大葱炒肉，这让他们这些小年轻喜出望外。“我还以为生活挺不错，主动把家里带来的腌肉分给大家吃，没想到农场的卫生员看到后，连忙把我扯到一旁，劝我不要傻，好日子就这几天。”果然，大葱炒肉不过是“糖衣炮弹”。陈金花说，开始安排农活后，伙食急转直下，顿顿都是南瓜、茄子、莲花白（卷心菜），把大家吃到想吐。

　　最开始，陈金花在农场里被安排开荒，从拿笔杆子到拿锄头，小小年纪要承受的苦可想而知。更让他们这些城里娃难以忍受的是当地炎热多雨的气候，以及嗜血的蚊虫。“不过，那时大家又都特别盼着下大雨，因为下雨就不用上山了。”

　　那个年代，虽然知青们很会苦中作乐，但一想起家来，还是没人能熬得住。陈金花说，她第一次收到母亲的信时，非常激动。“母亲话不多，她说‘我没什么文化，第一次写信，你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想你想的心疼’，这几句话让我揪心。”在农场待了一段时间，和她同批来此的知青也陆续收到了家书。“我们一般在夜里才看信，思念、恐惧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一开始还只是几个人埋头闷声哭，后来就变成了集体嚎哭，一齐喊‘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纠结在知青返城浪潮中做艰难决定

　　和绝大多数知青一样，在劳作之余，陈金花考虑最多的也是何时能回上海继续求学或参加工作。然而，一次人事变动，最终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因为普通话说得好，又多才多艺，陈金花后来被调到景洪农场二分场广播站负责宣传工作。在广播站，陈金花除了日常的广播宣传，还学会了办板报、搞印刷，深得场办赏识。在这期间，一位在后勤岗位的苏阿姨对她十分关照，让她在异乡倍感温暖。然而，闲言碎语也随之而来，大家都说苏阿姨是想把陈金花当儿媳妇。笃定回城念头的陈金花，为此也一度有意回避苏阿姨。待传闻平息，不忍一次次拒绝苏阿姨邀约上门做客，陈金花最终还是去了。

　　在苏阿姨家里，她见到了苏阿姨的儿子董庆林。“穿着制服，身材笔挺，我那一下就动了心。”陈金花笑着回忆。自那以后，她对周围的风言风语也不那么在意了，反倒是和董庆林的感情急剧升温。1974年，两人正式结为夫妻，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儿。

　　然而，1978年11月，景洪橄榄坝农场一名上海女知青因为难产大出血死亡，导致知青群情激奋，继而引发返城请愿浪潮。这让陈金花原本平静的生活又生起了涟漪。“父亲说，如果我回去，就让我立马顶替他在上海民族乐器厂的工作。”面对亲人的期盼，陈金花有些惶恐，那一年她本可以回家探亲，最终却未成行。“不敢回，怕回去了就再也回不来。”

　　那段时间，陈金花在日记里写道，“我们的心在炼狱中，徘徊、挣扎、惶恐……”当她鼓起勇气想和丈夫谈一谈时，没想到董庆林先“摊了牌”。“他和我说，大家都回去了，你肯定也想回家，两地分居不容易，要不咱们还是分开吧。”然而，这番开诚布公的探讨反倒坚定了陈金花的立场。“在这里我有家，有夫，有女，为何要离婚放弃已有的幸福呢？”

　　陈金花说，1980年，她托人将5岁的女儿带到上海，“母亲见到孩子就问，妈妈怎么不回来，我女儿当时说，因为妈妈要陪爸爸，那时候母亲就知道我心意已定，只能尊重我的决定了”。而董庆林深知妻子不易，此后每到过年就会主动提醒陈金花，一起回上海看望父母，渐渐地得到了二老的认可。“母亲在1988年、2000年两次来云南，我老伴工作再忙也全程陪伴，这让我很暖心。”陈金花说。

　　感叹最大贡献是将知青联系在一起

　　尽管在父母前尽孝的机会不多，让陈金花一直深感遗憾，但她总认为命运对自己已经足够眷顾。作为留守知青，陈金花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积极给当时的国务院知青办写信反映知青们的难处和诉求，尽管这封信最终又回到了她手里，但也给她带来了意外收获。不久，她被调往景洪农场工会。“后来我才知道是工会领导看过那封信，认为我文笔不错，值得培养。现在想来都是机缘巧合。”

　　因工作表现突出，1985年，陈金花又被单位选送到云南省工青妇干部学校学习，此后她一直在景洪农场从事工会工作。回顾这些年，陈金花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之一，是让知青与农场联系更紧密了。当年八千余名下放知青，返城后留下来两百多人，这些人她打过交道的不少。“都是留守知青，他们的诉求我更清楚，也能尽最大努力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这些年来，景洪农场相继组织过成立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的庆典，陈金花都参与其中，因此结识了不少当年的返城知青。随着知青们年老退休，她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回到“第二故乡”，因为自己一直扎根于此，又熟知农场情况，她当仁不让地当起了知青与农场之间的联络人，并为回来的知青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陈金花的手机上，有五六个景洪农场的知青微信群，平日里，农场这边有什么新鲜事，或者看到农场里有什么美景，陈金花都乐于发到群里，以解各地知青的思念之情。

　　温情在平凡生活中感受浓浓爱意

　　对如今的生活，陈金花颇为知足。退休后，两口子其乐融融。陈金花爱唱歌，董庆林就买来手风琴为她伴奏。陈金花不喜欢做家务，董庆林就一手包揽。陈金花讲究生活情趣，董庆林就把屋前屋后都种上绿植果蔬，布置得跟花园一样。为了方便出行，董庆林还自购了一台电动摩托车，平日里常带着陈金花外出兜风、串门，温情不减当年。

　　而对陈金花来说，更大的满足来自国家对老知青群体的认可。2003年她办理退休手续时，按照工龄计算，她有33年工龄。“早些年，我听说知青插队期间不算工龄，其实国家从来都没有忘记我们知青群体所做的贡献。”陈金花说，她现在每个月退休金已有4100多元。

　　曾经，陈金花还担心过自己没回上海会耽误女儿的前途。然而，在1989年，原上海市劳动局就发布了《关于允许在外省区工作的原上海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子女来沪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这让陈金花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1990年，经过一家人商量，他们把初中毕业的女儿送到了上海读书。“正是因为这项利好政策，让女儿有了更好的发展。”陈金花颇为自豪。

　　采访间隙，陈金花不时拿出水果招待记者，还不忘秀一番恩爱。“这都是我老伴亲手种的，家里家外的事都是他做。”听到这番夸赞，69岁的董庆林并未插话，静静地在一旁颔首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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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鲍杰

编辑：周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