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进到房间里，抱出一幅遗像。他让我拍一张他和自己遗像的合影

我是一名“记忆修复师”。这个职业肯定不在三百六十行里，但确实是我选择的“志业”。

这件事的起因是，我曾用十年的时间，采集、整理了450余位抗战亲历者的生命故事和记忆。

我是兰州大学新闻系毕业的。2006年到长沙的媒体工作，最初跑社会新闻，后来到潇湘晨报的《湖湘地理》专刊做记者、编辑。2008年，栏目策划、组织“重走滇缅公路”活动，把预热报道交给了我。

我在湖南范围内走访了部分健在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家住岳阳市平江县三市镇三星村的朱锡纯，对我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生于1924年，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22师，经历过野人山撤退，还写过一本书《野人山转战记》。朱锡纯用平江话给我讲了很多事，比如过野人山，往印度走时，因为补给跟不上，他不想走了，他的叔叔拿着棍子像赶猪一样敲打着他向前走。

远征军老兵朱锡纯抱着自己的遗像

采访结束，老人进到房间里，抱出一幅遗像。相片上，朱锡纯穿着中山装，胸前佩一枚民间组织颁发的勋章。这是他到县城照相馆拍的。他让我帮忙拍一张“他和他自己”的合影。

回到长沙，整理照片时，我在想，老人为什么这样做。我慢慢体会到他的心愿，希望得到承认，希望给后人留下一些记忆，否则他不会主动给自己准备遗像的。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抗战老兵。我想为他们做点事，哪怕只是为他们拍一张相片。

2014年6月9日，口述历史团队在宁乡寻访抗战亲历者

从拍照到口述信息的采集，后来，我把这件事称作“湖南抗战亲历者肖像采集计划”。从地域上来讲，我们走访的区域以湖南为主，也包括湖北、云南、台湾等省份，以及缅甸。同时，抗战亲历者的概念比抗战老兵宽泛，除正规部队外，包括地方自卫武装、敌后游击力量，以及没有打过仗，却亲历过那个时段的普通百姓都在我们的走访之列，他们也是国家抗战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走访开始于2008年。2012年9月，我把拍摄的照片汇集起来，在长沙的月湖公园举办了《“未曾忘记”抗战亲历者肖像展》。有观众说：“看到了一部民国个人史”，这让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值得做下去的。

2012年，《未曾忘记》抗战老兵肖像展

我们注定跑不过时间。在很多个送达日，我们才得知老人早已离世，我们只能把书放在老人的墓碑前

2013年，报社成立“口述历史工作室”，我一个人走访变为团队协作，每次出去至少三个人，分别负责文字、摄影、视频等。我们的共识是，把采访的人当做一个独立个体看待，而不停留在“英雄”“柱石”等等标签之上。

2014年7月23日，口述历史团队在浏阳走访抗战亲历者周绍耿

一个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的国民党老兵，负伤以后被日本军俘虏。经过很多波折，他脱离日本人的看管，就回家了。我问他怎么没有回去找部队？老人说，“好不容易跑出来了，我还回去啊？”这个细节如果是站在塑造英雄的角度，就会被忽略或删除了。这些内容算是战争的另一个侧面，让人们更加立体地认识战争。

按照“操作手册”，我们和抗战亲历者们聊的内容不局限抗战故事，也包括老人们的战争经历和生命起伏，以及在晚年他们未曾放下的感念和愿望。有些志愿者觉得不适应，问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去聊那些东西。稿子出来以后，他们慢慢理解，“就像是身边的人，活了起来”。

2013年11月18日，长沙，马金辉和同事采访戴安澜的侍卫欧阳全

其实与人们想象中枪林弹雨的战争场面不同，留在老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老人们最愿意去讲述的，往往不是战争，而是战争背景下那些温暖的细枝末节。正是他们记忆中的这些柔软细节，让他们性格独具，也让他们有了被当下理解的可能。记忆里，他们生活的时空已成过去，但人性总是相通的。

有一位老兵，他记得自己入伍时在梦中哭，醒来时发现连长在为自己擦眼泪……就是这么一个瞬间，老人一辈子都记着他的连长。

我们走访抗战亲历者的平均年龄在95岁以上，时间越往后，他们离世的速度越快。无奈的是，我们注定跑不过时间，有些老人没来得及走访就离开了。甚至，在去采访的路上我们都曾接到过老人刚刚过世的消息。

对我们而言，老人们的临终讲述更像是一种托付。我们走访的大多数老人没能看到我们为他们拍摄的相片，也没能等到我们给他们做的书。

抗战口述书《无名之辈》送到被采访的老人手里

抗战口述书《无名之辈》也是走了两年的出版流程，眼看着采访对象一个个离开，最后，我们以一种非工业制式化的手段将书做了出来，然后亲自或拜托志愿者把书送给还健在的老人和过世老兵的后人。

错失是超出预期的。在很多个送达日，我们才得知老人早已离世，我们只能把书放在老人的墓碑前，默默地鞠躬……一些遗憾是无法弥补的。

这些老人是用生命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作为倾听者和记录者，我有责任把这些记忆留下来

2015年8月，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亲历者肖像展”做了第二次展出，主题叫“无名之辈”，在长沙市博物馆展出了200多幅抗战亲历者的肖像照片，每张照片后面都附有照片中老人的故事。

同一年，“抗战亲历者记忆库”上线，我们把走访过的抗战亲历者肖像、文字信息、视频整理以后分批放上网站。这也是国内首座有关省域抗战的个体记忆库。

历经十年，马金辉及团队走访的部分抗战亲历者

在我的计划中，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出版一本名为《无名之辈》的“抗战亲历者口述实录”。这些事，一开始就是我自己的选择，最初也没想到会做十年。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守持的过程，但在我看来，却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些老人是用生命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作为倾听者和记录者有责任把这些记忆保存和传播出去。

最开始接触的朱锡纯，三年后我又回访了一次。再和他见面，我发现他那种苦闷的状态不见了，而有了一种自得和骄傲。我很高兴老人们有这种精神上的变化。

2015年8月，《无名之辈》抗战主题展

废砖断瓦下压着全家福、孩童照、老人像，人们居然把那么珍贵的家庭影像随随便便就丢弃了

早在做抗战亲历者肖像采集的时候，我就感受到老兵们的记忆流失速度太快了，那么多真实存在过的东西变得无迹可寻。到了整理《无名之辈》那本书的期间，我开始关注身边普通人的记忆。这个转变可以说是我的年龄和阅历累积的结果。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我随口问起关于他祖辈的故事，他拍着大腿说，太遗憾了，完全不记得。当我和身边的朋友聊这样的事情，拍大腿的比较多，说哎呀，我奶奶在的时候愿意讲，但我们不愿意听，现在我想听，但她人已经不在了……实际上，关于自己祖辈的历史，我也一直非常困惑。

我的老家在湖北钟祥一个叫马家湾的村子，有一条叫敖河的人工河穿过我们村，相传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孙叔敖修的。2016年夏天，我回老家整理族谱，想了解我们姓马的到底从哪来的，为什么来，在马家湾住了多久。

有一位长辈告诉我，他小时候每年都会跟着大人去临近的一个镇子祭祖，我们的先人应该是从那个镇子迁来的。没有细节，而且，再往前就不知道了。至于族谱，“土改”的时候就弄没了。加上家族里闹矛盾，“源流碑”也被砸掉了。结果，我们村所有姓马的人都搞不清自己是从哪来的。

让人更加不安的是，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何不妥。

2010年前后，长沙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一次，我进入一座待拆的老房子，发现废砖断瓦下压着全家福、孩童照，还有老人的遗像……那一幕场景让我想到了马家湾，我完全不明白，人们居然把那么珍贵的家庭影像随随便便就抛弃了。

2017年，我离开报社，决定从身边的人开始，做普通人的记忆留存和修复。和我一起走访湖南各地的一位老工程师，总是在旅途中讲述自己家乡的故事。我找到他，建议他把记忆里的故乡和家人写下来，他动笔了。

最后，他的书稿有45万字。在我和同事的协作下，这本书后来公开出版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在老人的家乡（湘乡、娄底等地）有了不错的反馈，尤其是在晚辈年轻人中间——书里的一些故事，是他们从没听过的。不少晚辈打电话来，感谢老人为他们“补上了这一课”。

“暗房子”工作室团队

2018年，我给工作室做了工商注册，围绕着个体记忆，我们开始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其实，事情还是那个事情。口述历史也好，文本和影像也好，“每个人都是一部巨大的史诗”，我们希望为更多人，更多家庭留下专属于他们的“私人文学”。

工作室叫“暗房子”，我们真的有一间暗房。有的人找到我希望能够修复祖辈老人的照片。有些照片很古老，有一张十八人的合影，除了一个怀抱中的孩子还健在，其他人都去世了。而前来修复那张照片的，是唯一健在者的孙辈。有时修复一张照片，需要三四天甚至更久，如果委托人能告诉我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会象征性地收一点钱或不收钱。

我经常待在暗房里面冲扫照片，有时一待就是一下午。工作室还有一间摄影棚，墙上挂着一些孩童旧照片，那不是熟人赠予的，而是我们团队在各处捡拾和收集来的。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印证着我们工作的必要性。结果会如何，现在不好预期，但至少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们在做一件对的事情。

我们的委托人把这本“给自己的书”命名为《像我这样的人》

做记忆的收集和整理，委托人对我们而言不只是客户，而是协同工作的伙伴。梳理之后，记忆最终呈现的样貌，我们不会刻意去限定它。除了纯文字的回忆录，受张爱玲《对照记》的启发，我们打磨了一种图文并茂的轻传记文体——“相片书”。

相片书以打开家庭相册的方式，对自己与家人有所重新发现

我们做的第一本“相片书”，委托人是一个“80后”。最开始，她说她还没到做回忆录的年纪，但在整理的过程却让她有了很多感触。

当我们把她的家人头像拼在一起，从年幼到年少，年轻到年老，她完整地看到了父母一生的变化。不只是光阴的流逝，家人之间一些过去没有被注意到的细节，也在整理的过程中被注视、被放大。比如相片里，她的儿子和她老公小时候长得其实是非常像的，那是种一眼无法区分谁是谁的相像，她的女儿则像她，眉眼、举止、微表情里都透露出那种基于血缘、基因的“相似”真的是让人惊叹。

委托人把这本相片书命名为《像我这样的人》

也许，之前他们也有过类似的模糊认识，但是把这些信息通过一本书的形式呈现时，那种效果被强化了。

最后，我们的委托人把这本“给自己的书”命名为，《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是个不错的例证。通过为自己，或为家人做书这件事，我们对父母有了更多的认识，除了容颜的变化，也能更多地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易。同时，通过这件事，父母对我们也会有新的认识，喔，他们眼中的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他原来是这样看我的……一些固化的东西会慢慢松动，家人之间由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沟通。

相片书《像我这的人》

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过程里有繁琐、枯燥的东西，也有新发现、新认知的情形。借由多一次的注视和重新打量，记忆中的一切像是又活了过来。

另一本相片书，是一对儿女为84岁的母亲准备的礼物，我们用了母亲的名字作了书名，《裕孜》。用女儿的话说，她的妈妈是一位“灵魂里有香气的女人”。

2021年2月，暗房子策划的“跨越百年的家庭影像展”。图为“裕孜”单元，《妈妈的相册》

为了准备这份礼物，我们花了五个月。书中的照片是老人亲自挑选，文字取自儿女在不同时段写下的文章、诗歌。这些照片与母亲相关，也与儿女相关。文字写的是母亲，也是儿女的自我成长。

还有一本相片书，委托人是兄弟三人，内容以父母为主线。他们不全在长沙生活，为了做这本书，他们坐在一起回忆过往，那是在父母离开以后难得的一次聚会。他们一起商量，回忆共同的经历，反复碰一些细节。如果没有这本书，他们可能不会有这样聚会的机会，就算聚在一起，也不会聊得这么细致深入。

结果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一直在人为地，甚至是刻意地设置一些契机，让家人在一起……一起做点什么，一起聊点什么。亲情、家庭、伦理、社会、文化，这里面有太多值得关注的点，这些点触动着委托人，也在触动着我们。

除了整理记忆，其实我们也在制造新的记忆点。

比如，拍摄全家福。通常，我们会建议委托人不要找化妆师，而是由儿女给父母“整理下头发，简单补一下妆”，或者整理一下衣服，目的是促进家人之间的肢体接触，和交流。最开始，大家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生活中没有这样做过。但我想说的是，最后真的有人抚摸着父亲花白的鬓角和额头的皱纹，眼角泛起了泪花。

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为普通人做传记，只为恰当地留下对你而言重要的信息

2019年12月，《无名之辈》终于制作完成。这是一本为40位抗战亲历者而做的记忆手工书。制作完成前，我们发起“记忆援助计划”，7天订出了96本。

2019年底，抗战口述书《无名之辈》完成制作，在第一时间送到曾经接受采访的抗战亲历者手中或者墓前

书里的40位抗战亲历者，当时有18位已经离世。他们是无名之辈，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即使是这样，每一个人的记忆仍旧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被细微又清晰地记下的。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我们从接受的委托中甄选了五组家庭，为就地过年的长沙人组织了一场时光与爱的记忆叙事——跨越百年的家庭影像展。其中，钱江家的全家福拍了70年，从1937到2007年。每当结婚、生子、逢年过节，这家人就站在一起拍照。只可惜的是，照片中总是有成员缺席。

钱江家的全家福拍了70年，每当结婚、生子、逢年过节，这家人就站在一起拍照。他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是钱根宝（钱俊宝）和妻子柳德华1938年的结婚照

钱家的全家福讲的是团聚的故事，也是离散的故事。在父母离世后，“始终没有一张严格意义上的全家福”成为钱江和兄弟姊妹心头最大的遗憾。

通过这个展，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到的是，不论是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其实我们也是住在光阴里的，也是住在记忆里的。“家人比梦想更重要” 是电影《寻梦环游记》的一句台词，也是我们工作室的slogan（标语）。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钱家的全家福

上大学时，新闻学老师告诉我们，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你们都将成为“时代的记录者”。老师当年对我们的期许，依然是今天的我的方向。只是，时代太大，我们不能以“时代的记录者”自居，只是希望留下那些自认为重要的信息，哪怕它是细节的，琐碎的。

记忆流失的速度太快，那么多真实存在过的东西正变得无迹可寻……想了解马金辉及其团队的更多故事，或进入抗战亲历者记忆库，请扫下方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