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早上7时59分，考古学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何介钧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80岁。作为湖南考古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湖南的先秦考古与研究工作，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为湖湘地区乃至中国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最为大众熟知的成果，是主持发掘了澧县城头山遗址，该遗址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城”，向人们展现了史前长江中游地区人们的生活图景。

构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和框架

20世纪70年代以前，湖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处于萌始阶段，对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认识处于混沌迷蒙的状态。

何介钧出生于1940年，岳阳华容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的研究转向湖南史前与商周时期古遗址的发掘与考古学文化，利用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在洞庭湖地区连续发掘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使人们认识到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丰富多彩的面貌。

当时，构建本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与谱系，是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1982年，何介钧写成《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初论》一文，系统阐述了当时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时期文化(即后来的石家河文化)的基本特征、分期、类型和相互关系，构建起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框架。在长江中游考古学文化谱系这个大区域视野之下，他将湖南洞庭湖区三个连续的考古学文化取名为“大溪文化三元宫类型”“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和“石家河文化划城岗晚期类型”，使洞庭湖区原始文化的序列建立起来，为湖南省其它地区序列的建立提供了标尺。

主持发掘城头山遗址，打开“中国最早的城”

入选“中国二十一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被誉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城”，为了解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的社会、文化与文明化进程等提供了典型的聚落标本。该遗址1992年度和1997年度的发掘，分别因揭示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垣和早至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水稻田，均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这是何介钧考古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田野发掘，也是他的最后一篇“毕业论文”。从1991年到2002年的12年间，何介钧一直担任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领队，精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这里。

他以聚落研究的目光在宏观上设定学术目标，明确发掘目的，主持制定各年度的发掘方案与工作计划。不仅揭示出城头山这座史前古城从一个普通环壕聚落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址，再到没落废弃，2000余年的发展变迁史，更系统完整揭示出遗址内不同时期的聚落功能分区。

破解“湖南商周青铜器”“秦三十六郡”之谜

人面方鼎、四羊方尊、象尊、虎食人卣……这些举世闻名的青铜重器皆出土于湖南。湖南是中国南方地区出土商代和西周早期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总数超过400件。但这些青铜器的性质、来源、族属等一系列问题，困扰了学术界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湖南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对零星出土青铜器的研究。

1984年，何介钧发表《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分区探索》一文，研究对象与材料扩大到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中所采集到的各种遗物。主要从陶器入手，将湖南地区划分为澧水流域与沅水下游、沅水中上游、湘江中上游和湘江与资水下游四个区域，对各区域商周时期古文化的面貌与特征进行了阐述和研究。原本一片迷蒙混沌的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日渐清晰起来。

他引入考古学文化区系研究方法，为破解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提供了钥匙，也把湖南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器、古文化及历史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学术界长期未厘清的，还有“秦三十六郡”的具体指向。2005年，何介钧在《“秦三十六郡”和西汉增置郡国考证》一文指出，“洞庭”与“苍梧”虽在秦时曾经存在，但“洞庭郡”后改名“长沙”，已列入《汉志》秦三十六郡中，“苍梧”则在秦末被分解不复存在，未列入三十六郡中，而“黔中郡”则为战国时楚之郡置，“秦三十六郡”中并无“黔中郡”。

新中国考古学发展初期，人才匮乏，而各时期考古材料不断出土，这使得学术研究跨多个领域成为老一辈考古学家们的共性。但每个领域都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并不容易。对此，何介钧却谦虚地说，自己研究湖南先秦时期古文化时，这一领域处于混沌迷蒙状态，无形中提高了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随着工作的深入与进展，他更多的是自我完善与补充。

2007年以后，因为年事已高，记忆力严重衰退，何介钧不得不离开了他热爱的考古事业。但在中国考古史上，始终有他孜孜不倦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