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多子女家庭的养老隐忧

编者按：自2009年5月国家发改委、民政部首次在五省份试点启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开始，至今10年过去，我国已确立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格局。在居家养老成为主流养老方式的背景下，本报特推出“大城小家话养老”系列报道，试从家庭的视角管窥中国式养老问题的现实，并探讨纾解之道。

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对中国人影响颇深。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前，我国“多子多女”的家庭形态与此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当曾经作为户主的一代步入暮年，这些多子女家庭面临着怎样的养老现实？（本报记者陈坤）

坦言至今没有依靠过子女

5月9日，尽管并非周末，但北京龙潭公园仍人流如织，三五成群的老人随处可见。74岁的马兰住在附近的蒲安里社区，是龙潭公园的常客。对于公园里老年人“扎堆”的现象，她早已习以为常。她告诉记者，随着北京市去年出台文件将享受老年人社会优待服务政策的对象范围，从65周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调整为60周岁及以上，免费进公园的老人就更多了。“别看龙潭公园票价才2块钱，若是天天来逛，也是一笔开支。”她笑道。

马兰是在原单位分的房子2003年被拆后，在蒲安里买的二手房。“拆迁补偿20多万元，那时房价不高，单价才3000元左右。”蒲安里属于老公房社区，大多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六层板楼，如今已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而蒲安里所在的丰台区，也是北京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辖区，老年人口比例为29%。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马兰16岁高中毕业后就进了北京广播器材厂当工人。“那时候待遇主要是看分多少粮票，有些当干部的（待遇）还不如工人。”马兰回忆道。结婚后，她和丈夫生育了两儿一女3个孩子。这样的家庭规模在当时的北京十分常见。据《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记载，北京市每户家庭平均人口数在上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1960年平均每户5.02人，1965年平均每户4.95人。1971年，北京市开始执行一对夫妇生育子女“一个不少，两个为好，三个多了”的生育原则，到1976年，北京市192.6万户家庭中，户均人口下降到4.3人。此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多子女家庭不再那么常见。

马兰和老伴都在同一个单位退休，因为国企改制，他们的退休金并不高，“退休时一个月才400元，现在涨到3000多元，比起当年进入机关单位的少多了”。据公开报道，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在2018年调涨后提高到每月近4000元。都说养儿防老，但马兰坦言，到现在为止，她和老伴在养老问题上都没有依靠过子女。“大儿子在怀柔区，二女儿改嫁海南，小儿子长期在国外。他们不是在外地，就是忙着工作，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

忧虑最担心生病和爬楼梯

去年，马兰和老伴一起去海南的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期间，老伴突发脑溢血，住院一个月才康复。回北京后，因担心老伴的病复发，马兰第一次意识到了养老的危机感。每当看到空巢老人在家摔倒无人知晓的新闻，她都难受得不行。“如今不像我们小时候住的老平房，对门对户的，邻居还能相互有个照应。现在大家都是关门过日子，也不爱串门，真出点什么事还真让人为难。”

马兰说，社区也曾经给辖区老人发过智能手环一类的紧急报警器，但实际作用有限。“像我老伴这种情况，万一发病我们第一反应还是叫120，因为用报警器呼叫社区，他们也还是得叫人，耽误事儿，不如直接拨120。”

不过，即便120急救人员能及时赶来，马兰也担心因为小区没有电梯，会耽误黄金救援时间。马兰告诉记者，尽管当年买蒲安里的房子价格便宜，但如今还是后悔“没有想太远”。她说，当时周边新建的小区，因为有电梯，如今单价已卖到8万元以上，而他们所住的房子现在单价不到6万元，差距悬殊。

去年，马兰在新闻里看到离家不远的莲花池西里有4栋老楼加装了电梯，便去居委会打听，却被告知蒲安里社区的房子因为产权复杂，又没有物业管理等原因，加装电梯的条件并不成熟。

据报道，整个2018年，丰台区为老旧小区共计安装了135部电梯。而北京市住建委计划在2019年开工加装电梯400部，马兰不知道她何时能等到。让她感到安慰的是，目前社区已在楼道里免费安装了扶手，上下楼能稍微轻松一点。马兰说，如果电梯加装有难度，她希望政府能为老年人家里的适老化改造提供资金方面的扶持。此前，马兰自费把家里的蹲厕改成了马桶，觉得方便不少。听住在西罗园社区的一位姐妹说把自家进行了全套的适老化改造，花了好几千，她还是觉得开销有点大。

心声养老还得靠社区支持

马兰说，近两年来，她和老伴愈发感觉到精力不济，不仅打羽毛球、去剧场听戏、去外地钓鱼等兴趣锐减，连做饭也嫌麻烦。“做一顿能吃上一天，隔一两天我们就去‘小餐桌’解决。”马兰说的“小餐桌”，指的是社区引入的老年助餐项目。

据了解，北京市于2016年出台了支持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十条政策，逐步推进老年人助餐配餐服务。马兰所在的小区，就是由社区联合专业机构提供配餐服务。“可以上配餐点那儿吃，也可以让他们送上门。”

不过，据马兰观察，平时固定去“小餐桌”吃饭的老人并不多。“主要是固定的位置少，只能坐不到30个人。另外，菜品选择余地也不大。”马兰说，小餐桌每天的菜单基本固定，一顿只要15元，但还是略显单一，因此，她和老伴一般只在有喜欢吃的菜的时候去吃。“要是能扩大规模，像食堂一样分窗口，面点、炒菜都有得选，位置也多点儿，那可就是做了大好事了。”

除了吃饭问题，马兰说如今购物也便利不少。原来，自2017年底，北京丰台区就着力打造“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力争让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能够享受到方便、快捷、舒适的社区服务，由此，一些线上服务平台也涌现出来。

在马兰所在小区，居民只要安装“国安社区APP”，通过手机上下单，名为“国安侠”的工作人员就能上门提供保洁、维修、生鲜预订等20项民生服务。“上面什么东西都有卖，还实惠，成为会员还返券，一个月返20元、25元的，还挺不错。”对于这个社区服务平台，马兰颇为满意。

谋划边找养老院边操心子女

在很多人印象中，作为多子女家庭，像马兰这样的老人似乎是最不需要操心养老问题的。但在马兰看来，“指望靠子女养老的时代已经过去，尤其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空巢很普遍，子女能常回家看看就不错了”。

马兰告诉记者，在她认识的同龄人中也有不少多子女家庭，表面上看，这些家庭正处于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老人们大多有退休金，身体条件尚可，子女也正当壮年。但很多情况下，且不说子女能为父母承担多少养老问题，上一辈甚至还得在经济上资助子女，而这也不能说是“啃老”。

“我们这一代算是赶上了政策的末班车，分过福利房，也有养老金，可是下一代面临房贷车贷养孩子的压力，怎么办？”马兰说，她的大儿子今年49岁，二女儿今年47岁，小儿子也已45岁，三个子女中，女儿和小儿子经济条件都还不错，她无需太操心，最放心不下的则是大儿子。

马兰说，大儿子早年失业后便自主创业，在京郊搞农家乐，但收入并没有多少保障。“说实话，再过10年，他自己都到退休年龄了。”马兰说，考虑到大儿子今后的养老问题，前两年她通过多方打听，给儿子上了“4050保险”，这是北京针对失业和灵活就业群体专门出台的福利政策，“钱虽不多，但至少退休后的社保、医保有基本保障”。

对于养老问题，在马兰看来，“靠子女很难，（我们）自个儿安排就好了。哪天真不能自顾自了，我们就奔养老院去”。就在前不久，她已经敲定了一家养老机构。马兰坦言，太贵的民营养老机构她和老伴住不起，公建民营是最好的选择。考察了一个多月，她最终选择了四环外的南苑养老院。“坐车过去差不多40分钟，单间一个月4000元，先排队轮候着。”马兰还想着，等入住养老院了，就把现在的房子租出去，不会给子女添负担。

期盼医养结合需加大投入

尽管已有如此安排，但马兰依然认为，对多子女家庭而言，无论子女能不能常在身边照顾，去住养老机构都只是很多老年人最后的选项。“现阶段，我们还是更希望在家里就能享受养老服务。”她说。

这并非她一个人的感受。“截至2018年底，北京的户籍老年人口接近360万，占户籍人口的25.4%，全市有500多家专业养老机构，而床位数大约是10.8万张，与360万的老年人口相比还是非常少的，所以说机构养老成为养老主流并不现实。”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一位相关负责人此前如此表示。按照北京市明确的“9046”养老体系格局，96%的老年人口将依托社区服务实现居家养老。

事实上，随着《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实施，为了构建“三边四级”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在其“周边、身边和床边”就近享受居家养老服务，北京市各区近年也在这方面持续发力。据丰台区老龄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目前已投入运营58个社区养老驿站，今年将开工建设15个养老驿站，预计投入运营12个，计划到2020年共开办100个养老驿站，将就近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服务。

就在今年4月，马兰所在的蒲安里第一社区已在丰台区东铁匠营街道的协调下，“挤”出了场地开建养老驿站，可辐射周边3到5个社区，预计将在6月份投入使用。不过，据记者初步了解，马兰最为期盼的医护服务在短期内恐怕仍难以在家门口的养老驿站实现。而目前，北京全市具备医养结合功能的养老驿站也并不多。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今年将推动以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作为社区就近提供医疗服务的平台，探索周边老年人在驿站获得相对集中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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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陈坤

编辑：黄靖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