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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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资本监管：守护金融稳健的核心防线

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枢纽，其经营活动始终伴随着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多重挑战。而银行资本，正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安全垫”——它不仅是银行设立与运营的基础本钱，更是吸收损失、缓冲外部冲击的关键屏障。

从构成上看，银行资本按风险抵御能力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在银行持续经营条件下，无条件用来吸收损失的资本工具）、其他一级资本（其本金和收益是在银行持续经营条件下参与吸收损失的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在破产清算条件下可以用于吸收损失的资本工具），不同层级资本共同构筑起银行风险抵御的多层防线。当银行面临资产减值或经营亏损时，资本能优先吸收损失，避免风险传导至存款人及整个金融体系。

银行资本监管，正是监管机构基于这一逻辑建立的审慎管理制度：通过明确银行必须持有的最低资本标准、规范资本计算方式、强化资本充足率监测，引导银行审慎经营，平衡“盈利性”与“安全性”，最终实现银行体系稳健运行、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目标。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约束”，更在于“引导”：既防止银行因资本不足而过度冒险，也推动银行优化资产结构与发展模式。作为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环节，资本监管已成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外部约束之一，其制度设计直接影响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产品创新方向，甚至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与宏观经济稳定。

从国际视角看，银行资本监管的演进以“巴塞尔协议”为核心标杆。1988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Ⅰ》首次提出了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国际标准及合格监管资本的范围，要求银行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低于8%、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低于4%等，并将资产按风险程度划分为0%、20%、50%、100%四档风险权重，为全球资本监管提供了统一、可操作的框架。2004年《巴塞尔协议Ⅱ》引入“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确定了以信用、市场和操作风险为基础的风险计量框架，更强调风险与资本的匹配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协议Ⅲ》升级监管要求，确立了银行资本监管的新标杆和新高度，包括重新界定监管资本的构成，提出更高的资本要求，明确普通股充足率为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总资本充足率为8%；首次提出了流动性风险定量监管的国际统一标准，引入了3%的杠杆率监管指标；从宏观审慎的视角提出了储备资本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等要求；显著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标准等。这些国际标准的演进，为各国资本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推动全球银行业风险抵御能力的整体提升。

我国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的构建，始终坚持“立足国情、接轨国际”的原则，经历了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过程。2004年2月，中国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首次明确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标准与监管要求，标志着审慎资本监管制度正式落地，有效推动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压降高风险资产。随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深化与国内银行业务的创新，2012年6月，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资本办法》），成为我国资本监管体系的里程碑文件。该办法全面吸收《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成果，结合国内银行业实践进行优化：一方面，细化资本层次划分，严格界定核心一级资本的构成；另一方面，完善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将表外业务、同业业务等此前监管薄弱环节纳入风险计量，同时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更高资本要求。此外，《资本办法》还引入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要求银行在经济繁荣期多计提资本，为经济下行期应对风险预留空间，进一步增强监管的前瞻性。

近年来，我国资本监管制度持续动态优化，以适应金融市场新变化。例如，2015年出台了《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2018年出台了《商业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2019年发布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2020年发布了《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2023年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这些针对性调整，既通过强化杠杆约束、防控集中度风险、平滑周期波动等筑牢了金融体系安全底线，也以资本监管为“指挥棒”引导银行业将资源更多投向小微、三农、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为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制度支撑。

当前，随着金融全球化、数字化进程加快，银行资本监管面临新挑战——跨境银行的资本跨境流动、虚拟资产与传统银行业务的融合风险、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风险等，都对现有监管框架提出新要求。未来，我国银行资本监管将在 “接轨国际”与“立足国情”间持续平衡，让资本监管进一步助力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整理自：《国家金融安全知识百问》《新时代农商银行高质量发展实务探索 第3册》《金融风险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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