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关于医务人员降薪的话题热度不减，诸如“医护降薪潮来了”“集体大降薪”等标题不断出现在各种网文中。中国医生群体的薪酬问题，一直是医改的重要关切点，在医药反腐风暴下，再次被推到台前。事实上，早在2021年8月，人社部、财政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公立医院薪酬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两年过去，医生的“阳光收入”提高了吗？“灰色收入”有被挤压掉了吗？

“年收入相差一两百万很正常”

400多万中国医生的收入几何？记者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寻访了40位医生（涵盖东中西部地区和多科室），针对收入水平、收入结构等问题进行了采访调查。访谈结果显示，在工资收入水平上，因地域、科室、职称不同而各异。比如北京、上海某些三甲医院的心内科、神内科主任一年收入可达100万元以上，而西南某地级市三甲医院的核医学科主任年薪仅15万元。在薪酬结构上，受访者所在医院均采取“基本工资+绩效”的方式。25%的医生除工资收入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包括咨询/培训费、飞刀（指医生利用休息时间私下到其他医疗机构做手术的行为）、多点执业、互联网问诊、创新转化费等。

多位医生建议，应提高“阳光收入”，尤其应提高反映医生技术水平的医疗服务价格，这样才能减少“过度医疗”和“灰色收入”现象。“我的基本工资只有两三千块钱。”西南某地级市核医学科主任何毅晒出了他的工资条。他所在医院，算绩效主要看收支结余。“由于每个科室结余的钱不同，绩效差别很大。心内科、神经内科等属于绩效高的科室。”何毅说，他所在市的同级医院，神内科主治医师的绩效收入甚至比他高出1万多元。

以科室结余定绩效的方式较为普遍。上海某三甲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喆表示，他所在医院的整形美容外科、辅助生殖科收入是较高的，甚至高于肿瘤、器官移植等科室，“主任医师之间的年收入相差一两百万很正常”。

讲课费与回扣的秘密

尽管在当地，何毅算是中高收入人群，但他认为与付出相比，目前的收入并不对等。何毅认为，当前的规则没有体现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医生仍然需要为自己创收，这就可能导致“过度医疗”、收“回扣”等问题。

不过，在业内，怎么定义“灰色收入”仍有争议。比如此轮反腐中被重点关注的“讲课费”，多位医生认为，部分讲课或培训费也体现了医生的劳动成果，不应该被算作灰色收入。此外，也有部分医生观察到，在北京、上海的顶级三甲医院，部分专家依靠“飞刀”方式获得大额收入。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眼科主任介绍，不是所有医生都能“飞刀”，像她所在医院的医生都不可能去“飞刀”，因为不会被认可。

药械回扣也被认为是灰色收入的大头。浙江某三甲医院一位科室主任介绍，许多国产药物确实存在回扣，以往在抗生素上较为常见，现在轮到了肿瘤药物。

当然，患者红包也曾是不容忽视的一笔收入。“我每年退掉的红包大概在50万—100万元。”李喆说，一个患者给的红包就在5000—10000元。李喆认为，收红包现象属于腐败，“早就应该反腐了，要不然老实人吃亏”。

“反腐跟我们没直接关系”

在本轮反腐风暴中，各医疗机构先后发起自查自纠之风，要求医生退回“讲课费”“红包”等不合理报酬。与此同时，一些人试图把医疗反腐的水“搅浑”，比如，把部分医院的降薪与反腐联系在一起。部分医院的降薪现象确实存在，但具体情况不一。针对这一情况，多位一线医师表示，“反腐风暴与我们一线医生们没有直接关系，近期大家都在正常工作”。

“收入减少的直接原因，是患者数量的下降。”华东某地级市三级医院重症监护室主治医师王欣怡解释说，其所在地级市内及周边有多家优质大三甲医院，当地的病人大部分都被这些医院虹吸走了。华东地区一家妇幼保健院某科室负责人则坦陈，受出生率低的影响，这一两年以来，其所在医院的“产科效益下降幅度很大”。

西南地区某省级三甲医院的急诊与重症科主任杜鑫的收入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他解释说：“急诊和呼吸与危重症科室是一家医院的前站，所以大家的薪酬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杜鑫吐槽起了另一种隐蔽的“降薪”——急诊与重症科室工作繁重、收入不高，过去三年，他们科室流失了10位主力医生，且一直没有及时招到合适的人。这些离职人员的工作就都落到了他们头上，但收入并未因此而增加。

医生薪酬改革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医生的数量仍存在较大缺口，医生工作量大，对收入的增长有较强的预期。今年7月，国家卫健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其中提到，针对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探索年薪制，注重医务人员的稳定收入和有效激励。

目前，“年薪制”已在福建、安徽、河北等地开展试点。不过，有医生认为，实行年薪制需要衡量各科室的劳动价值，谁高谁低很难权衡。差距小，难留住创收高的科室主任；差距大，年薪低的主任也不情愿。还有学者坦言，很多三甲医院的科主任、院长收入已经很不错，但部分人还是踏上了腐败的不归路，“通过年薪制来防腐的可行性有多大，还值得商榷”。

还有学者提出，应给医生增加一些“阳光化”的创收途径。比如，近年来，政策层面允许医生“多点执业”。但由于多点执业需要获得所属单位和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的双重审批，而院方因担心患者流失而层层设限，这一政策的松绑往往难以落到实处。未来，相关部门应该在这一方面多出台支持性政策。（摘编自《经济参考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