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院士应邀参加各种与本学术领域无关的活动，不合理站台、撑门面等现象还是时有发生，有的院士在两个单位或多个单位受聘取酬……”日前，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在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上，痛批院士群体中的各类乱象。

院士制度是国家为激励科研工作者而设立的一项重要人才制度。但长久以来，我国院士制度仍存在一些社会关注、科技界反映较突出的问题，由此引发的负面新闻不断，饱受社会诟病。如何才能让院士称号真正回归荣誉和学术本位？

评选中的“圈子文化”

每两年一次的两院院士增选，关系的不仅是候选者个人的学术和声誉。由于社会上对院士的过度追捧，在院士评选中，不乏单位和团队“运作”的情况出现，有的地方和单位甚至制定了“院士工程”，组织了强大的“公关”团队。

据统计，目前全国两院院士共1696人（不包括外籍院士，中国工程院894人，中国科学院802人）。两院院士的增选程序大同小异——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候选人由院士和学术团体推荐，不受理个人申请；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候选人可单独通过院士或有关学术团体提名，也可以同时通过以上两种渠道提名，不受理个人申请。

近年来，有多位院士公开表示，院士增选实行“推荐制”而非“申报制”，地方、学会、单位等都可以推荐院士候选人，难免带来行政干预和“活动空间”。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有人会提前来“拜访”他，甚至这届院士评审会刚开完，就有人打来电话，要“预约”下一届的院士。对于这种四处“活动”的人，马志明没给过好脸色。还有院士表示，快到院士评选期时，一些院士候选人就以邀请开会等名目与拥有投票权的院士接触，好吃好喝好招待。

一些候选人所在的单位也加入到“跑院士”的行列。某高校资深研究人员表示，一个单位能培养出一个院士是巨大的荣誉，如今只要是稍微像样点的大学，都有“培养院士”的规划。而到了院士评选阶段，更是需要单位出面，组织强大的公关团队，给予强大的财力支持，这在圈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其实，“圈子文化”令不少圈内人深恶痛绝。2019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举行“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座谈会。会上，包括7位院士在内的10位中青年科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份面向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倡议书》。《倡议书》提到，抵制各种人情评审，在院士增选等各种评审活动中率先做到不“打招呼”，不“走关系”，不投感情票、单位票、利益票。

不少院士工作站徒有虚名

一旦有了院士头衔，他们很快就会受到一些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单位的争抢。当然，有的是渴慕人才，但有的则是把院士当做“装潢”门面的“金字招牌”。各地近年来兴建的院士工作站，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之一。

院士工作站，原本是组织和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推进产学研结合的好创意、好形式。2003年，全国首家院士工作站诞生在沈阳的黎明航发集团，这是把院士作为高端智力引入企业的开端。随后，辽宁曾在4年间建了56家院士工作站，为振兴老工业基地提供了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后来，经中国科协试点，各地科协开始积极推进院士工作站建设。然而近年来，各地方、企业一拥而上，将创建“院士工作站”视为政绩，当作寻求经费与补贴的手段。

“很多地方热衷于搞这个事情。”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对院士专家工作站数量激增表示担忧。一家外地企业曾三番五次来武汉找曹文宣，希望能合作建院士专家工作站。曹文宣问：“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建院士工作站？”对方回答：“因为有经费补贴，申报成功奖励100万元！”

地方对建院士专家工作站支持力度在不断攀升。每新建一家院士专家工作站，在陕西最高可获300万元资助，在云南最高可获1000万元的科技项目扶持。截至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近5000家。很显然，院士工作站数量太多，院士明显不够用。院士到了院士工作站，常常不是工作，而是站台。一个极端的案例是，某位院士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建了89家院士专家工作站，甚至曾经一天要参加两场院士工作站的揭牌仪式。

荒诞的数据和案例，揭开了院士工作站泛滥现象的冰山一角。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规定：每名未退休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1个，退休院士不超过3个，院士在每个工作站全职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3个月。

这一规定，为清理整顿院士工作站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与依据。2019年，湖北省4次“出手”，撤销了96家院士专家工作站。被注销的湖北浩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负责人表示，该站注销系“合作院士说自己精力不够，主动要求取消合作”。

近期，广东省科协也开展了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的规范管理工作，对至2020年3月31日仍在有效期内的省科协批准设立的312家“广东省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进行摸底甄别和规范管理，最终撤销了278家“广东省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这意味着“广东省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少了近九成。

隐性收入和特权

在我国，院士不仅是荣誉称号，还具有经济和行政权力。

长期关注院士制度改革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很多地方的院士都享有副部级待遇，比如给院士配备专车、享受高干病房、配备秘书司机、发放几百万元的安家费等。院士的收入也可能水涨船高。比如，济南大学2013年的人才招聘启事显示，应聘对象如果是院士，待遇包括200万元以上的年工资福利，100万元以上的安家费等。

除了明面上的收入，部分院士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比如课题收入、评审收入、兼职收入等。主动申请退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拿课题是很多院士热衷去干的事，一个是为自己课题捞钱，一个是让别人挂你的名申请课题，帮别人捞钱后，自己再收获利益，“他组织他的学生来申请，自己当评委。现在不得了，经费弄下来几千万上亿元，利益巨大”。

“如今，院士的称号已经偏离了学术性、荣誉性的本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表示，根据国家现行规定，院士享受的工作待遇（包括医疗保健、乘车等）相当于副部级，但并不是真正的副部级。“副部级是公务员级别中的一个简称，院士称号是一个荣誉性的称号，与公务员的级别是不能画等号的。但在不少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文件中，直接标明‘院士（副部级）’，实际上是不恰当的，也容易形成社会误解。”李健说，有的省市、地方政府或单位比照副部级给院士分房子、配车、配秘书、配私人医生等，有的院士也很享受自己是副部级这种社会认知，这让院士制度的行政化味道渐浓，让院士称号染上了功利色彩。

“当前，我国院士制度发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官本位，院士头衔附加了许多不属于学术的东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表示，要解决院士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是要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院士必须立足于学术，不享有任何行政级别和特殊待遇。

制定“负面清单”，完善退出制度

作为中国工程院的院长，李晓红想要整治乱象。他提出，将充分发挥院士增选导向作用，把好院士增选入口关，在院士评选中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维护院士称号的纯洁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晓红还提到，要制定院士行为负面清单，对违反学术道德、违规违纪的现象零容忍，实施停止一定期限内提名权和评审权等处理措施，从严完善院士退出制度。

实际上，院士退出机制早在2014年就曾进行过完善。2014年6月，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案），明确在原来“撤销院士称号”的基础上，增加“院士劝退”制度。

近年来，院士涉嫌学术不端的事件增多，但往往不了了之。中国工程院建院至今，只有个别院士因“涉嫌违法违纪”被撤销院士资格。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因侵吞科研经费，于2014年6月被吉林检方逮捕。此案一度被媒体称为“中国院士第一案”。李宁在长达6年羁押后于2020年12月8日被二审判决，获刑10年。2021年1月11日，中国工程院官网对外公布消息称，决定自2020年12月8日起撤销李宁（农业学部）中国工程院院士称号。

2015年10月21日，曾任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副部长的周国泰落马，成为第二个被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8年4月4日，中国工程院作出关于撤销孟伟院士称号的决定。经查，孟伟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利用职权为他人职务晋升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违规转让股权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

中国科学院也有院士被除名的案例。公开报道显示，2001年12月9日，时任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存浩院士在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时说，已有两名中科院院士因违背科学道德而除名，其中一人受到法律的制裁。针对不愿公布除名院士名单的做法，中科院事后澄清说，两名院士“除名”是多年前的事情。

在专家看来，中国工程院此次明确提出制定院士行为“负面清单”，从严完善院士退出制度，进一步释放了推动院士制度改革的信号。（摘编自《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