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档生活调解节目《好久不见》上了热搜。节目中，一位家暴男在妻子离家15年后，请节目组出面帮忙调解，以求复合。女方明确表示不接受调解，可节目组仍上门，调解员还问她“为什么不能面对”。节目组此举遭到网友质疑。

事实上，不少电视台都有一档类似的情感调解节目，在当地也有比较高的关注度。当“家丑”被当众揭开，如何平衡隐私与权利？当局外人介入家务事，是帮忙还是添乱？

情感调解节目都在播些啥

有人曾统计，各地方频道和上星卫视中仍在播出的情感调解节目就有数十个。有业内人士表示，许多情感调解类节目是二、三线卫视的重要生存命脉，其忠实观众是中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女性。

说起情感调解节目，最早要追溯到湖南经视于1998年推出的《真情对对碰》。节目将家庭矛盾、两性情感纠葛等个人隐私像讲故事一样向观众公开，同时又主动介入这些关系当中进行调解，新鲜的节目形式让它一推出就火爆起来。此后，各地开始纷纷创办类似的情感调解节目，如上海某地面频道的《新老娘舅》、天津卫视的《爱情保卫战》、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等。这些节目大部分仍在播出，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寿节目。

情感调解类节目究竟在调解些什么？具体来看，情感调解节目分为两类：一类以调解两性关系为主，日常情侣或夫妻会发生的矛盾，节目中应有尽有；另一类是家庭调解类，内容看似鸡毛蒜皮，内里倒也颇为曲折狗血。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情感调解节目有其存在的价值。自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正式施行以来，人民调解制度有法可依、有了法律效力，百姓对调解行为有信任感，“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难题不再无从下手。情感调解节目通过透视平民视角，讲述与百姓生活相关的内容，帮助有矛盾的百姓排忧解难，因此观众对此类节目喜闻乐见。一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称，真正让这类节目大行其道的关键在于，这类节目满足了人们的八卦欲望，更满足了大众的围观心态。

被悬空的“家务事”

从亲子冲突、婚姻危机、婆媳矛盾到兄弟姐妹纠纷……的确，调解节目大致上与现实里的家庭纠纷事件能够对得上号。然而，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种中国式调解的现实基础是如何构成的。

众所周知，就传统文化而言，“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构成了人们对待家庭关系纠葛的内外双重逻辑。大部分人认定家庭事务是私事，尤其是“丑事”，一般都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消化处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公开求助。在过去，人们往往会通过长辈、在村里或小区里有威望的人来解决纠纷，并且相信对方的权威。随着社会转型，原先能起到“兜底”作用的家族网络逐渐消失，又很难找到能替代这种功能的新组织和个人。即使建立了具有部分调解功能的组织和职业——如司法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等，但人们仍不太会将这些组织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以家庭暴力为例，一方面，当家暴发生时，当事人并不第一时间寻求外界帮助。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显示，有24.7%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暴情况，但是家暴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才会选择报警。面对这种困境，市场作为“第三条道路”自然也就应运而生。

《金牌调解》节目曾发文剖析了求助者的心态。文章中称，当事人来接受节目调解之前，困扰他们的很多现实问题早就存在，他们也曾试图自己想办法解决它。但愿望往往离现实就差那么一步，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一个中立的置身事外而又令双方都信服的第三方充当中介，帮助他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此外，家庭内部矛盾虽然纷繁复杂，但是很多人有这种感觉：找一个可以倾听可以诉说的地方并不好找，找一个可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专业团队，更是难得。

停播与复播的背后

对求助者而言，节目组是局外人。当局外人介入“家务事”，调解的效果又如何？

华南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特聘副研究员李侨明认为，中国式调解的初衷是填补法律的不足，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其积极意义。不过，很多家务事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深刻地缠绕在一起。例如，兄弟姐妹反目成仇，常常祸起于拆迁分房或卖地而获得的巨额分红。尤其在房产价格节节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一线、二线城市，土地和房产被赋予了过于积极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意义。如果看不到这些藏匿于家庭纠纷之下的社会结构“冰山”，局外人永远难以理解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何以至此”。这样一来，对以“劝和”为原则的调解者来说，就极有可能“翻船”。

此外，很多调解节目的终极招数是请各方“专家”来坐镇劝和。可为了劝和而劝和的结果往往非常可笑。有人上节目请求调解夫妻矛盾，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双方成功和好了。可没等到节目播出，两人又发生争执并且正式办了离婚手续。感情出现问题，仅靠旁人用自以为正确的鸡汤来黏合矛盾，肯定是不切实际的。

另外，在资本和收视率的压力下，部分情感调解节目开始追求刺激和爆点。此前，有行业内人士透露，为了让节目更好看，这时节目组的策略是“一半真，一半假”。即故事是真的，但上节目调解的其实是找来的临时演员。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全靠编的。

但只要是假的，就很可能露馅。比如有观众发现，有的男嘉宾在某节目中是因为赌博输光家产的卤肉男，到了另一档节目里还是欠了一屁股债的命运，不过老婆却换人了。还有观众发现，有些夫妻在节目中吵架太起劲，结果把对方的名字给喊错了，这就是明显的“忘词”了。

一些当红节目也因此收到了停播、整改的处罚。比如，2016年10月，《新老娘舅》因为选择离奇个案，过度展示畸形与丑恶，被相关部门要求停播整改。在5个月的停播调整后，《新老娘舅》悄然复播。再比如，2018年7月，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旗下知名情感类节目《叶文有话要说》被主管部门认定违规，包括节目话题游走于灰色边缘、主持人言语出位、随意贬损听众等。

即便是被勒令停播，为什么这些电视台仍不愿放弃这档节目？有电视节目观察者注意到，这类节目虽表现出极强的本地性，但收视率往往很不错。在受到本地观众青睐的同时，往往也是本地品牌投放广告的首选。

如何兼顾可看性和价值观

如何兼顾可看性和价值观，仍是情感调解节目的一大挑战。

“地面频道对本地观众的导向作用很明显，尤其是当主流收视群体是缺乏判断力的中老年人，就更需要注重社会责任意识。”乐正传媒联合创始人彭侃建议，相关部门应对此类节目加强监管，出台专门的监管机制，防止弄虚作假。

有学者建议，情感调解节目不宜过度集中展示伦理道德层面、不良社会习气的纠纷，也不宜在节目中过度展示冲突、暴力等缺乏理性的言行，以免产生负面社会效应。此外，电视台过度“曝光”一些个人、家庭纠纷，对当事人的人格尊严、社会口碑会产生潜在影响。因此，此类节目应该注重人文关怀，在内容的表达上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体现对当事人的尊重。在调解中涉及不便公开或公开后对当事人的名誉造成损害的情节，播出时应适当删减。

更有甚者，部分调解员缺乏法律知识，在遇到一些财产纠纷、继承权等问题时，简单地劝一方放弃或退让，失去了调解的作用。这就要求节目主持人、调解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

“节目最好要有司法部门的可靠背书与资源支持，而纵观全国电视调解类栏目，在这一点上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电视综合版块资讯服务节目部副主任陈拓说，节目应征集热心调解、精通业务、熟悉法律的专业人士加入其中，从而真正公平、有效地化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