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旋转，看，是“激光陀螺”在旋转……

1990年的长沙，高伯龙坐在实验桌前，正目光专注地进行“激光陀螺”的研究，矢志让“激光陀螺”成功在中国旋转……

2019年8月27日，记者站在国防科技大学高伯龙院士生平图片展现场，一幅29年前的旧照片上，高伯龙传递出来的执着、专注、热情，依旧令人震撼。

人的一生并不长，他却倾注了四十余载的光阴，执着钻研“激光陀螺”；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却只愿意窝在小小的实验室里，在枯燥的实验中甘之如饴；

高伯龙，这位“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用自己的一生为中国开辟了“激光陀螺”的自主创新之路。

1980年，高伯龙在激光实验室从事研究。图片由国防科技大学提供

矢志报国

“激光陀螺”，是自主导航系统的核心部件，被誉为现代高精度武器的“火眼金睛”。

虽然只有方寸大小，但“激光陀螺”极难研制。无实物、无图纸，甚至其唯一可追寻的路径，仅仅是来自钱学森的写着“激光陀螺”大致原理的两张小纸条。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1975年，47岁的高伯龙在长沙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毅然踏上破解钱学森“纸条密码”的路。

二十余年里，一切从零开始，伴随经费紧缺、质疑四起，高伯龙依旧带领团队矢志前行：光学薄膜是“激光陀螺”的“命门”，没有现成机器，他和学生曾淳研制出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镀膜控制系统；工程样机鉴定过程突发意外，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全力攻关……

在专注研究的岁月里，高伯龙几乎没有按时吃过饭，有时忙起来一天甚至只吃一到两顿。老伴曾遂珍曾无奈地说：“我这辈子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给他热饭。”

在从实验室样机到工程样机的10年间，高伯龙工作到凌晨才下班已成“家常便饭”，干个通宵也是经常的事。当年的夜班记录本上，就留有他“1个月加28天夜班”的记录。

没有实验室和设备，高伯龙就在临时改造的废旧食堂里，用废旧仪器上拆下的备件做加工；听说大理石膨胀率低，适合做光路系统的支撑平台，高伯龙就推着板车去当时的建筑工地捡大理石废料……

失败、重来，再失败、再重来，在一次次跌倒和爬起来中，“激光陀螺”坚若磐石，“淬火”而生。

1994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鉴定顺利通过。至此，高伯龙带领团队，经历20余年艰苦攻关后，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制“激光陀螺”的成功之路。中国也成为全世界第四个能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此后的20余年里，年过六旬的高伯龙带领团队又向二频机抖陀螺、空间四频陀螺拓展。如今，他们已成功研制出两大系列、九种型号的“激光陀螺”，多项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让我国的“激光陀螺”在世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甘守淡泊 甘于清贫

一套绿色老式作训服、一双绿胶鞋、一件军大衣，高伯龙穿了一辈子，也成为国防科技大学校园里的一道“特别风景”。

高伯龙离世后，国防科技大学师生的微信朋友圈里，在无数追忆他的点滴记忆中，被提到最多的，就是他身着绿色老式作训服在校园里蹒跚独行的样子，大家都记得，一年年过去，他的作训服袖口已经磨破，颜色已经发白，但他一穿就是30年。

对工作分厘必究，对生活却随意简单，高伯龙简朴了一辈子。夏天，忙碌在闷热实验室里的高伯龙，套着一件旧背心就投入研究。后来，年过八旬的他身着背心在电脑前工作的场景被镜头拍下，“背心院士”之名也不胫而走。

去过高伯龙家的人，对其家中数十年不变的陈设也记忆深刻。“高院士一生专注光学陀螺，从不看重名利，甘守淡泊，甘于清贫。”国防科技大学某系副教授江文杰回忆，直到去世前，高院士家中只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旧家具，“电视机还是很早之前的电子管的，架子床至少用了数十年，衣柜更是年代久远，瓷杯缺着口，藤椅也变了形。”

为人师表：病榻上仍挂记着学生论文

“高院士严谨的作风令人印象深刻。”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胡绍民的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一条15年前高伯龙发给他的新年短信，“除夕夜，我特意发了一条新年祝福信息给院士，没过多久就收到院士的回复信息，虽然只是一条短信，但信息文字简洁、排序工整，令人倍感温暖。”

2011年7月15日，高伯龙院士指导学员撰写论文。 冯凯旋摄

其实不仅仅是胡绍民，很多曾经给高伯龙发过信息的人，都曾收到过他回复的短信，带有同样鲜明的“高式风格”，正如高伯龙的为人，治学严谨，做事认真，从不敷衍。

而对与高院士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的袁保伦来说，导师高伯龙既是学术上的领路人，更是人生道路上的指引者。师从高伯龙时，二十出头的袁保伦面临人生选择的迷茫矛盾，是高伯龙的启发和指引，让他下定了投身惯性导航研究的决心，“一个人的志愿应符合国家需要”，这句话成为他一辈子难忘的精神指引。

高伯龙一生先后培养了30余位研究生，全都成为我国激光技术领域的知名专家。国防科技大学某系主任罗晖的博士论文是陀螺电路方面的研究，毕业论文最后修改完善时，高伯龙带着他，从头到尾地“抠”：不仅每个实验他都要看一遍，整个理论指导他也仔细把关，每天十余个小时泡在实验室，足足持续了近1个月。

2015年到2017年，常年劳累的高伯龙疾病缠身频繁住院。但在病房里，他依旧捧着一叠叠复杂计算的文件，在台灯下逐字逐句地看，查房的护士催了很多次，他也舍不得放下文件。

身体日渐衰弱，病榻上的高伯龙仍强打精神抓紧时间发短信，将自己的思考悉数告诉学生。一条短信，往往要耗去他半个小时，护士劝他休息，他却总念叨着，办公室抽屉里还有一篇学生的论文，很有价值，他要回去继续研究……

2017年9月8日，高伯龙院士在病房坚持查阅资料。何书远摄

踏入“激光陀螺”研究之路时，高伯龙已经47岁；去世前，他始终不断攀登着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正因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我更要抓紧！”正如他常说的，因为热爱，所以执着，“激光陀螺”于他而言，早已融进他的血液，成为生命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匡春林 通讯员 丁景志 蔡宇

来源：长沙晚报

作者：匡春林 丁景志 蔡宇

编辑：周娜